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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193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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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上海的德国海外代表富赫尔泽应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请求，已于10月底离开上海，经新加坡乘飞机返回德国。他的使命是向克利布尔总领事转交一份中国方面的备忘录，并探询元首对包括在其中的条款所持的意见，这份备忘录显然是在汪精卫和蒋介石元帅会谈的三天以后，于10月中旬起草的。如果元首原则上同意中国方面的提议，中国政府将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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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备忘录的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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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中之间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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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中、日在经济和反共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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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德国是否愿意充当中间人，促成上述三国之间进行合作的问题。鉴于索尔夫大使与日本政界的良好而亲密的关系，[1]汪精卫建议，可否由大使先生出面向日本人提出这一试探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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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将欢迎德国方面采取这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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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克利布尔总领事透露，与日本军事代表们进行的有关德—日合作的会谈已进行了一段时间，[2]但是双方达成的协议将不会超出下列界限，即一旦日本和苏联，或德国与苏联之间发生冲突，各方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因为双方都需避免苏联剥夺它们的东部或西部防线。双方还打算在下一步的会谈过程中也通告波兰和英国，尽可能使它们也加入这一协定。德国所关心的是把中国也包括进来，否则，如果中国获悉德、日谈判的消息，会产生猜疑。中国和日本之间达成谅解会有利于德国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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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克利布尔总领事说，冯•里宾特洛甫大使已召见这里的日本武官，询问日本方面对吸收中国参加针对苏联的德—日协约所持的态度，但他没有透露中国方面的建议。日本武官回答，日本军事当局热衷于解决同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海尔•冯•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像日本一样需要原材料，而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市场。武官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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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了冯•里宾特洛甫大使和克利布尔总领事的联合报告以后，首相表示他准备原则上响应中国方面的建议。克利布尔总领事随即于11月15日给中国行政院长发了如下电报，由海尔•富赫尔泽用英文密码发给他在上海的妻子转交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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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德国元首对于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极为关切。元首对于您的建议和诚挚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现在，各种磋商工作已安排就绪，一俟波茨坦方面的报告返回，即行开始会谈。同时元首希望您不要使用外交渠道处理这件事。对您的康复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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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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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克利布尔补充道，德国方面决定，可把中国方面的上述提议委托给索尔夫大使去办，以便把线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他将进一步向中国行政院长询问，中国方面认为上述合作当采取什么样的实际形式以及我们在这方面如何行事才能有利于中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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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曼斯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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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尔海姆•索尔夫，1911—1918年任德国殖民局国务大臣，1918年10—12月任外交部国务大臣，1920—1928年任德国驻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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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方面的档案记录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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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份备忘录的旁边注有“绝密，经密封后归档，呈报国务秘书和第三司司长，埃德曼斯道夫，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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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附录二 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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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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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一书。依我看，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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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平生行事善独辟蹊径，多出常规，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并由此成为一位囚徒……所以，要真实再现其传奇生涯，确非一件易事。而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张氏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国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说他是草莽之辈；还有人说他是一位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诚如王海晨在译后记中所言，通过本书，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深刻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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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凡对张学良生平行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于1928、1936年导演的东北易帜和西安兵谏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幕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幕惊人之举系着张氏一生的荣辱与浮沉，使其成为一位超世绝伦的传奇人物。对于这两桩事，本书作者用大量篇幅做了客观的论述。以西安兵谏为例：书中分五章依次考察了这一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过程。以往大陆学者的解释，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而本书则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所以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首要条件是，张学良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也不能漠视几位国民党要员所起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除何应钦、戴季陶力主军事讨伐外，冯玉祥、于右任等曾给张学良打电报表示：“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至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更是不惜身家性命，亲赴西安说服张氏释蒋。总之，在作者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绝非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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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本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恐怕莫过于有关描述张氏被囚之后的文字。人们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当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突然遭到不测而陨落，人们能不猜测他的去向吗？更何况，张学良作为一代雄杰是被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囚禁的，而且一关就是50多年。此间，特别是被遣送到台湾后，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在想些什么？蒋氏父子对他怎样？如此等等，人们渴望解开这些谜。恰是在这方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据作者云，为了深入了解张氏晚年的幽禁生活，她不仅亲自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及其他友人，还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学良本人直接会面（可惜未能如愿）。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风险、不怕吃苦的学者性格，使其得以在书中以凄楚的笔调，道出张氏幽禁岁月中的悲愤、凄苦、孤独，以及与赵一荻风雨同舟的坚贞，乃至晚年的思乡念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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