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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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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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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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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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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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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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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勤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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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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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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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六、吉冈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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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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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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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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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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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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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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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绝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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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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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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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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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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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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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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