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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疑惧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话了：“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作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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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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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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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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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至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息消失，代替它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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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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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吗？”“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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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我坐在工作人员们坐的这一头），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做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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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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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轧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呵？我……我要和他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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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地又说下去：“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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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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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赵××，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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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睡一会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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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了。不知哪个犯人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十四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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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的生命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赵××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哩。这时，十八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禳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叩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惴惴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振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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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熙洽、我，还有几个伪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了。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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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地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气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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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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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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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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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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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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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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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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