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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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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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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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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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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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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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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溥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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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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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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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栏杆,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伪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地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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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送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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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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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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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二、第一次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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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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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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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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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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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寓公”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它,一直也没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十四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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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十四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焘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三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两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五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绢,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动不动挨我骂,特别是三个侄子和李焘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围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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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叫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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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抚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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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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