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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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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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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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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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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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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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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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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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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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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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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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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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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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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溥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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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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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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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栏杆，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伪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地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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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送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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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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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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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二、第一次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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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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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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