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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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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确是一件大事（后边我还要说）。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也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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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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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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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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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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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被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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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交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地对我恭顺。特别是真瑞侄，仍是引以为荣地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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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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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焘身边（院中四周都有警卫哨兵），低声问他：“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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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搬家的事，我记得那次临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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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所方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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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忠诚地点点头，我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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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焘见不到面。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几个侄子和几个年轻的犯人担任了送饭打水的勤务，他们可以跑来跑去），悄悄地说：“李焘叫传句话：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这时侄子们对我还是这样私下称呼），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三百元（其实是四百元），又说到在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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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焘。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真瑞，叫他见着李焘告诉他，“所方问起旅顺的事，就说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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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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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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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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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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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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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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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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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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