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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它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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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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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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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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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真瑞侄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它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人告发出来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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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求所长接见我。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竟这样没有良心！”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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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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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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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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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我又跳起来，“我看到它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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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同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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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交代一段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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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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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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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首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全被这四个字给顶到脑子以外去了。反正我是首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的在世界上只有吃亏。这便是我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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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交出去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真瑞侄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首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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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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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中俊，已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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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同志……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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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奔宋匪希濂。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决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十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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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新闻里的“一九三五”“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实话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十六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十六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装得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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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五十上下，面色红润，神情愉快。（每次有首长来，向例不向犯人介绍，因此，到现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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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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