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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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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佟济煦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建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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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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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严峻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的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鼓,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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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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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地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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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地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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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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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的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话:“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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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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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间,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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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四十二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使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他家里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前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地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得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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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例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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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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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同意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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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同意老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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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老梦是反对老光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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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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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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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逼得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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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得理亏,自然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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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所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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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它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当然,也有理解能力差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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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地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做抑留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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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作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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