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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武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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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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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是不经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武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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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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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真瑞会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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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真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真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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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所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继续隐瞒。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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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八、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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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到我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抛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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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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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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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伪大臣们的检举，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它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作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他们会知道的事。我先看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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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等候接见），溥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途别无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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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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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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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真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二十二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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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焘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焘，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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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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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去，李焘的检举写得就更具体了。他检举的第三条题目是“溥仪到东北是有计划的”，里面详细描写了我去东北之前的种种准备，然后把我在哈尔滨时跟他订的那一段“攻守同盟”全揭出来了。我查看他的检举日期是六月十日。啊，这正是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不多天！显然，他看我不曾坦白这件欺骗行为而且假充进步，是很恼怒的，所以在检举上写道：“溥仪这人是奸诈、好用权术而又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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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对我的描写，显然，他们所刻画出的形象，如果从我自己的交代里去找，是绝找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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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是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把佣人不当人，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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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刑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铁心皮包）、跪锁链，到伪满又加上电刑，灌凉水，站木笼，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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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么，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还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啊！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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