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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检举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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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董维清、孙博元及另一二人,因在勤民楼坐过溥仪的椅子,其一被囚在×××(随侍)所做的囚笼中,只露一个头,不站不坐,靠颈处木板上钉了半圈图钉,尖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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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瑞检举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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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共用过二十名。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子、罚劳役(强挑一担黄土或大石块在院中走)、灌凉水、过电、平时得互相监视,不亚于小宪兵队的犯人。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更有万恶,溥仪手下曾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拜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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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瑞检举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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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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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生火,为的是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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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庆检举第一题第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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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曾对我说溥仪是真正的日满一心一德的体现者。曾根崎清臣(军校干事)说溥仪是日满亲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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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庆检举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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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德,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儿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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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瑞检举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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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大栗子沟,溥仪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礼,并命我们也如此……直到被苏军逮捕,坐在苏军飞机内,溥仪还问吉冈与桥本:“神体都平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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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庆检举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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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的这些熟悉的笔迹,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骂的青年们的愤怒。他们对我过去的媚敌求宠表现了极大的痛恨,他们也为了被我侮辱、摧残和玷污过的灵魂而向我抗议,他们更为了我对烈士们的孤儿的摧残而表现极大的悲愤。侄子们和李焘,过去的地位最低贱,现在他们的呼声也最使我震动。秀山在检举书中说的话,更是叫我又恼又怕,他说:“现在我替死去的孤儿向政府要求,不要宽大他的罪,请政府替死去的和受折磨的孤儿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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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掌心沾着汗水的手,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垂头丧气地走出讯问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甬道似乎显得比平日矮了,狭了,我觉得像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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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九章 认罪以后 (1955—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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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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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它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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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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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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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消极了。”所长大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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