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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她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她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率直，没有任何拘束。她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她的当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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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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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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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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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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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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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她胜利了，她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她，她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她得到了政治生命，她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她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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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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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三千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秆给她做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她自己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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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会解恨！”她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大多数已是泪流满面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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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很幸福，我有两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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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身后比画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谧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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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人，我的爷爷，我妈和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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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六、台山堡一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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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它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它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惑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她全村人，杀害了她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记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一些了，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之中，只能凭着没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她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她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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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四十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小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蹿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看来，这家只有她一人在家）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了……”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啊？”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啊！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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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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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堡是距离抚顺市中心七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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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五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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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圩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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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虽然她等着儿子回来替她说，可是儿子回来她又抢着先说了），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工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她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地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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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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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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