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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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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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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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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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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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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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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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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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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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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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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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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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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女儿》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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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窗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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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肖恢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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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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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毓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坐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原、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做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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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面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面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做是去执行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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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烐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输给张子烐。张子烐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了这件事，简直都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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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熙洽、臧式毅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年岁。熙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馋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大——总——统！”“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卖——豆腐——的——”（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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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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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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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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