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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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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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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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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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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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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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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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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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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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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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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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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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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女儿》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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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窗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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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肖恢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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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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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毓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坐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原、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做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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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面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面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做是去执行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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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烐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输给张子烐。张子烐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了这件事,简直都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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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熙洽、臧式毅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年岁。熙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馋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大——总——统!”“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卖——豆腐——的——”(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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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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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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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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