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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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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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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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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出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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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是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有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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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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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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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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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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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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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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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它是很憷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上，却又发生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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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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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至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相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皇太后流过泪，扶她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三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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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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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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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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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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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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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着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这件事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会忘记吗？这可不是三十块、三百块钱呀！”“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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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做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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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还有问题哩！你们这不是成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了，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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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了，完了！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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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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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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