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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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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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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有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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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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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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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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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除己之外,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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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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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既然伸出了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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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徵也。来书云晰义末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此略复,馀俟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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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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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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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至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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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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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的。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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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面目大变。在人际交往上,他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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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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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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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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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就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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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亭笔记》这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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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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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骆秉章把一切交给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饮酒作乐。左宗棠当面嘲笑骆秉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我怎么牵,你怎么动。听到如此露骨的嘲讽,骆秉章也只有干笑而已。这则逸事从情理上来讲绝无可能,左宗棠再骄横,也断不至此。不过,作为描摹骆左关系的一幅漫画,却十分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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