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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骆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32〕,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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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燮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燮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燮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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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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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去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脚踢翻了樊燮,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氏,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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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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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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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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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给左的信中写道:“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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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于是曾氏以座师身份,请他设法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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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网罗。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掉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33〕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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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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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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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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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次骨,遂摩拳擦掌,准备在曾国藩帐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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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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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深受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但左宗棠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毫无唯唯之态。在曾国藩麾下带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现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独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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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凡是曾国藩麾下的军队,统称为“湘军”,而左宗棠却独树一帜,将自带的五千人号为“楚军”。其他湘军将领募军练勇一遵曾国藩成制,而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国藩选将专要朴实的读书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节不苟。而左宗棠却多用武夫,“亦不尽朴实之选,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盘。原来,读书人有功名,立了战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脚下盘桓,容易控制。曾国藩招兵,多从原籍湘乡一县招募,左宗棠认为这样弊端尤多,因为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哀,士气容易受挫。所以他从全省各府县招募,优中选优,强中择强。至于营制,他也参用后来脱离曾国藩系的王錱之法,处处与湘军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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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首次亲自带兵打仗,他就旗开得胜。咸丰十年底,太平军兵分三路,包围了曾国藩所驻的祁门。曾国藩四面楚歌,陷于惊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镇经过一日一夜激战,将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领的数万军队击败,令曾国藩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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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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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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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大败太平军,杀敌五千多人。李世贤大败狂奔,曾国藩再一次走出绝境,他大喜过望,对左宗棠当然又一次奖誉不已,向皇帝汇报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请求“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曾国藩甚至对皇帝说,他以此事断定左“将来必能为国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谓推重备至,也预见到了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之功,诚可谓“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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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因藩的建议,“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由襄办改为帮办,一字之差,变成曾的副手。随后又晋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这是左出山十年来第一次被授真正的实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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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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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也没有想到,在曾国藩的麾下,他晋升能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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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却在浙江势如破竹。咸丰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几乎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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