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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77 再加上在宁乡、岳州等地收入,曾氏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五百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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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79 除了主动上门外,还有许多人不待曾国藩上门,主动致意送钱。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五日记记载,“衡阳县大令沈明府送书来,言费鹤江都转(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有程仪银送余,存伊处。伊亦自有所赠,要余着人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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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81 根据以上记载,总计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在两千两以上,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三十六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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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83 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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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85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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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87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馈赠,似乎并无犹豫。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决定,曾国藩不可能不遵此陋习。这么多银两,作为将来京官生活的预备也仍然不甚充足,所以曾国藩还主动向他人借钱。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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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89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25]
1705910690 也曾“包揽词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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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92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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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94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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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96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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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698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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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00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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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02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如果这样的庭外调解成功了,县令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认可调解结果,因为对他来说,那样的结果要比任何法庭裁决来得理想。”“在告到法庭的所有‘细事’案件中,可能有百分之四十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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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04 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这种绅士出现来排难解纷的事例在宗谱和方志中比比皆是,致使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绅士要比知县裁断更多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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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06 当然,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产生如雍正帝所说的(绅衿)“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违抗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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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08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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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10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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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12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12〕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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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14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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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16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26]
1705910717 翰林曾国藩的日常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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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21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在翰林院“散馆考试”中,他考中二等第十九名,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林大考”中,又因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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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23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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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0725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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