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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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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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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13〕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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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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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皇帝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14〕。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15〕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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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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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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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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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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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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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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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肃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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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到北京后，曾国藩二月初一日起在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全年需三十二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又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二十千文约合十三两三钱三分白银。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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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在曾国藩当年自己的账簿中，记载每月所付房租为十千文。一个无法排除的可能是他向家中报了虚账。搬家装修又用去三十五千文（见当年八月账簿用钱数）。如果按每月房租十千文计算，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而在此之后，曾国藩又多次更换住房，基本趋势是越换越大越体面，所费自然也越多。比如道光二十四年他升为翰林院侍讲之后，因为家中添丁进口，仆妇也增多，“共二十口吃饭”，又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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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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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因为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甚至导致曾国藩在日记中做过严厉的自我批评。他在交往上所花的精力和金钱由此可以想见。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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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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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分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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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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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它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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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另一前辈去世，奠分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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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送吴师请客，分赀一千五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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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如山三兄奠分一千文，李双圃寿屏分子四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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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节敬三份，共享银六两二钱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