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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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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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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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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弥补赤字的管道通常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入京为官前通过拜客等活动筹集大量资金，或者像刘光第那样由族人资助。二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三是借贷。四是利用手中权力，谋一点灰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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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两千多两。除去进京路费外花去数百两外，尚有大量积余。道光二十年和道光二十一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部分仍赖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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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官的赠送，是京官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种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这类馈赠如饥似渴，因为它们常可为京官雪中送炭。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京官对这类馈赠的贪婪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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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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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也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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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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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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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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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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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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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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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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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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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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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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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账簿之《辛丑年年底汇总数》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厘”。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厘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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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越铺越广，士林中声望越来越大，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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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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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