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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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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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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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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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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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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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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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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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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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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账簿之《辛丑年年底汇总数》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厘”。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厘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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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越铺越广，士林中声望越来越大，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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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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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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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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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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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项之外，道光二十一年起，曾国藩还新开辟了一项小小资金来源。当年六月他接手了北京长沙会馆的管理事务。作为回报，会馆每个月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18〕，对他的财政紧张起了小小的缓解作用。当年他的账簿中就记有这样一笔：“借会馆银四十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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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计算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支时，没有统计他借给朋友们的钱数。事实上，因为交游广泛，为人仗义，曾国藩在自己捉襟见肘之时，仍然大量借钱给他人。当年的借出数账簿显示，他借给朋友们银一百九十一两三钱四分，以及钱十二千文。根据《辛丑年年底汇总数》，借入借出相抵，他净借入八十五两五钱三分。同时，这张单子还显示，他动用了“人寄卖货银”，即他人托他代卖货物所得银两四十二两二钱。综合以上，这一年他共借入、挪用银两一百六十七两七钱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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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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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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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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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有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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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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