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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秋坪十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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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鸿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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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荷卿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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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珊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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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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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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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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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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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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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亲笔记在四川主考任上所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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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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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挥手舞岩颠，吾生此潇洒”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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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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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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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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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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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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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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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二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会有更多的亲戚在贫穷中去世。他多次致信家中，生怕家里人不理解他的做法。他指出几两银子对曾家和对亲戚家的意义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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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济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遽为债户通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于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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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特意交代，二舅虽死，曾家还要帮他“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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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充分反映了曾国藩为人的仁爱厚道。在其后的漫长仕宦生涯中，曾国藩在自奉甚俭的同时，还多次对亲友大量馈赠，或者用于其他慈善用途，作为“散钱”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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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事实上，在混乱的统治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加载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清政府为了防止考官肆意榨取，甚至在嘉庆四年时还具体规定了学规的最上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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