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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武官，年收入尚不足千两。这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何况许多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买缺，到任后自不能不克扣兵粮”。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他们能剥削的对象只有属下的兵丁这一种，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样百出。军官把兵丁当成私人仆役，派他们给自己办事跑腿，盖房起屋，不付任何报酬，这已经是最轻微的腐败行为。他们把办公经费都揣进个人腰包，军营中的各项开支，都从兵饷中摊派。军官到任后买办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红白喜事送份子，护送响银士兵的差旅费，修理武器的费用，甚至日常生活中买蜡烛、茶点，都从军饷中开支：“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银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41〕甚至军官去拜见上司的门包也要摊入兵饷。清政府自己都承认：“各路带兵将兵，往往浮冒克扣，中饱私囊，甚至任意取携，毫无顾忌，致令行间士卒，不免饥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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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比如福建绿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济，或另有他项技艺，籍资事蓄”。一两三钱的银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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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做小买卖、干手艺活，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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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对于这些东西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上级拨下来的用来养军马的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出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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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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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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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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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因为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军费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负担。承平之日，养兵之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所根本无力承担的。同时，如果将军队的具体实际支出都由国家财政统一承担起来，就需要创建一个庞大的会计、审计系统，这是一项重大的体制变革，在清代，除了雍正皇帝，没有谁有这个魄力。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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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军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皇帝来说最后同样占小便宜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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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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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腐败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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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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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精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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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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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强国的炮兵相提并论，如英国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尔。……中国的炮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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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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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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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面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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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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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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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之时，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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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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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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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军官的生活，所以对军官的贪腐行为只能保持较高的容忍度。他们有意识地把自主权相当程度地下放到军官手里，让他们自谋生路，自己解决，这是皇帝们自以为聪明的选择。他们也明知军官们会突破纪律界线，只不过仍寄希望于他们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适可而止。但贪腐行为的特点是，一旦开了口子，就会肆无忌惮，无所不至。所以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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