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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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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情况，林则徐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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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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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发财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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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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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对国家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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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立一大团”〔51〕，参照“前人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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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知薄俸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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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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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较高的军饷标准，使湘军士兵多能专心操防，一洗旧军队专意经商的积习。这为湘军的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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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曾国藩奏告朝廷：“臣初定湘军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以作军士之气。”因此湘军军官的收入，较绿营更为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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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陆营饷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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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不扣建。又月给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不扣建，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哨官每员日给银三钱。哨长每日给银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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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湘军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实际的办公经费开支每月大约在五十两内外。所以营官每月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上下，这种收入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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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个收入和绿营军官做一个对比。《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一文中列表计算了绿营营官（绿营的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皆为营官）的收入。直省绿营营官的薪俸和养廉等收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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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表相比较，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银，相当于绿营参将月银的两倍半，为守备的月银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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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曾国藩也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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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曾国藩就说：“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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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续宾是湘军中的清廉之将，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三河之战中战死后，曾国藩上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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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续宾统营既多，历年已久，节省赢余及廉俸至数万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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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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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一万人级别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比做侍郎时的六百二十两足足增长了八点七一倍。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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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自己想办法解决。清代军费报销制度原本非常严格，但国家既然无力供给军费，靠将领自筹，自然不好意思苛求，只能在财政上彻底放手。因此湘军的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国藩一人负总责，对军饷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湘军虽然设有粮台，也就是总后勤部，但项款如何发放，发放多少，何时发放，以及各军各部间的分配比例皆由曾国藩一人决定，粮台委员不过奉命行事而已。他在奏报咸丰三年九月至同治三年六月镇压太平军期间自己对军费开支的独立掌控权时说：“臣查向来军营放款缓急、多少，粮台委员得以主持其事。臣则十余年来无论支发何款，无不亲自裁度。”“同治二三年间统军至十余万人，欠饷至十五六个月，从未有兵勇向粮台索饷滋闹者。一由于粮台之银随到随发，从无存留；一由于发饷之际，概由微臣斟酌，不与委员相干。因是，差免于浮冒之弊而即以取信于将士之心。”从以上汇报可见曾国藩在财政上的集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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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麻烦，曾国藩还有意不向中央户部汇报各地军费收支的真实情况，他在湖北督师时就曾这样指示江西巡抚毓科：该省“银项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敝衔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或称江浙向以全力供给向帅、和帅大营，今江西以全力供应曾某大营云云，可少免于大司农之驳诘”。由此也可见曾国藩的财权独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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