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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在三千五百万两左右，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指拨轮船退款外，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54〕在此过程中，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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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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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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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在咸丰四年十一月，那时已经是他离家将近两年，练兵有成，先后取得武昌和田家镇大捷。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汇报完战况之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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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由魏荫亭亲家还乡之便，付去银一百两，为家中卒岁之资，以三分计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两一封，以送亲族各家，即往年在京寄回之旧例也，以后我家光景略好，此项断不可缺，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因处乱世，愈穷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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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一年，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给诸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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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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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此外，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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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信，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从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略在一百两之数，还不及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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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恪守“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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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曾国藩在家信中也是这样坦承的：“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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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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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55〕“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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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必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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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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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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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帅四月初自祁门来此，城内外扎大营三座，众千五百人。……又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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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又巡视了曾国荃的大营。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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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濠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濠墙，且正当冲要。二、长濠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濠深广皆倍之。三、濠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濠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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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寒俭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56〕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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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廉将。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颇有操守：“涤师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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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克武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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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胡林翼这封信外，关于湘军将领的清廉作风，还有许多资料可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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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续宾兄弟“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堵萧然”。〔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