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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又巡视了曾国荃的大营。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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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濠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濠墙，且正当冲要。二、长濠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濠深广皆倍之。三、濠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濠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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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寒俭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56〕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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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廉将。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颇有操守：“涤师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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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克武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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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胡林翼这封信外，关于湘军将领的清廉作风，还有许多资料可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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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续宾兄弟“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堵萧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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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记载杨岳斌“仁厚敦笃，寡言语，治水师十余年，……既归，家仅中产，怡然奉亲。初起末弁，晚渐通文学，能诗。江宁捷后还乡口号曰：‘藉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时诸将多拥厚资归，盖以此自明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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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更以“三不要”广为人知：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他一生辞官六次，自奉甚俭，平日布衣蔬食，把本来应该纳入私囊的银两大笔捐出，用于公用及慈善事业。现在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一手捐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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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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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肥公，不可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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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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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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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数不多的几条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有以下几个去向。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给曾国荃信中说：“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从后文彭玉麟的例子来看，这一万五千两银是可以由其任意支配的，纳入私囊当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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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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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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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往解，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亦可随便周济。兄往日在营，艰苦异常，当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恨，若弟有宜周济之处，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两前往，应酬亦须放手办，在绅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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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信后曾国荃向他请示，具体如何周济，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致国荃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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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无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谓“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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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体现了曾国藩从事慈善事业的一贯原则，那就是从个人的恻隐之心出发，唯恐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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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二月初二日他致曾国荃的一封信也可以为他的工资收入之主要流向做一证明：“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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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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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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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曾氏岳父家附近）买了一百亩田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