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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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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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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面子上的荣光，曾氏家族“里子”的扩充更为惊人。这主要体现在曾家公祠祀业的迅速扩大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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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人们视慎终追远为头等大事，一旦有了经济能力，就必兴建公祠，购置祭田。祠产因此也成为家族经济实力的重要表征。湘乡曾氏由一世祖曾孟学开基，到了三世祖元吉公“基业始宏”，故曾元吉去世之后，他的后代为纪念他而建立了湘乡曾氏第一座家祠。曾家家业进一步壮大后，又建了开基祖曾孟学祠，也由曾元吉祠统一管理。此外，曾玉屏（星冈公）还建立了衡阳庙山宗祠，以纪念曾在衡阳居住的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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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星冈公也就是曾玉屏一支对家族公益事业极为热心，但毕竟财力有限，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之前，“星冈公”一支对元吉公祠所做的贡献只有两次，一次是道光二十六年，“曾高轩”，即曾国藩的叔叔曾骥云与曾馨朝共同买入“老祖坟关内新塘上围园壕基边大松树一棵”，“永远护坟”，所花不过二千三百文。另一次是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买下一亩五分水田，捐给公祠管理。花五十二千文，为数亦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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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的捐地突然增多。以下是刘鹏佛根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元吉公祠契簿》，所勾勒出的曾氏族产日增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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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簿上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同时买入三处田业，共田五十二亩，房屋山林多处，捐给曾元吉祠中管理，共花白银一千零九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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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八月，以“曾竹亭公后裔”名义花九九铜钱四百九十八千文买入水田九亩三分及连带山林屋宇。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又花五百八十八千文买入田产一处。同年七月十二日，花五十四千文买入田一块。以上三次，捐给归曾元吉祠管理的曾孟学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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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星冈公后裔”购买入水田五十六亩，大小塘十三张，及其他山林屋宇，捐给曾元吉祠，共花一千五百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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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四月初一日，又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买入山林田宇，捐给曾元吉祠，花去白银一千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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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购买，合计花费白银四千余两。且有数笔收购，是先定下银两整数，再按银两多少购地，曾星冈（玉屏）一支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大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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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家也没有忘记曾玉屏建立的衡阳庙山祠。同治四年，曾国荃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为此祠购买了十三处地产，除一份没记载价钱外，其余十二处共花去两千三百九十四千文，合一千五百九十六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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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份账簿，我们更可以感受到曾国荃一人给曾家的经济实力带来多么惊人的变化。到了此时，湘乡曾氏才真正成为湘乡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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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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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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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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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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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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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曾国荃为曾家办了几件大事。其一是改葬父母。这是困扰曾国藩多时的一大心事。办母亲丧事时，因长沙有警，所以仓促从事。父亲去世，曾国藩心情极差，葬地选择也不如意，风水师说有“凶煞”。因此他说：“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曾国荃接替曾国藩回乡之后，不惜重金，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为父母寻找坟地，改葬的事办得风光圆满。故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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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画扇三十柄春赠，酬庸之物颇丰，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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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咸丰九年曾国荃、曾国潢共同主持，五兄弟分家，曾国荃对其他兄弟多所补贴。曾国藩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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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一一读悉，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亦惟学早三爹，频称“多多谢”而已。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又敬沅弟八杯酒，曰：才大心细，家之功臣。都要吃个满斟硬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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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荃之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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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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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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