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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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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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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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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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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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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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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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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70〕。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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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顶惯了,也不生气。他对诸弟的一贯做法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五月二十八日,他又写信说,做人当强,亦当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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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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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又去信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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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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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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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怕影响曾氏兄弟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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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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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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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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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然仍然“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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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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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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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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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越修越豪华。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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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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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胡富保信,内有与陈作梅密信,因作梅已赴江西,余拆阅。中言沅甫乡里之评,如此大非乱世所宜,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余因作梅在此数月,并未提及一字,不知所指何事。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少荃言曾闻作梅说及沅甫乡评不好。余细叩何事,渠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会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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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闻听曾国荃又修建了“竟希公祠”后,再次去信,制止曾国荃修“星冈公祠”和“温甫、事恒两弟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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