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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星冈公后裔”购买入水田五十六亩，大小塘十三张，及其他山林屋宇，捐给曾元吉祠，共花一千五百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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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四月初一日，又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买入山林田宇，捐给曾元吉祠，花去白银一千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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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购买，合计花费白银四千余两。且有数笔收购，是先定下银两整数，再按银两多少购地，曾星冈（玉屏）一支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大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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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家也没有忘记曾玉屏建立的衡阳庙山祠。同治四年，曾国荃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为此祠购买了十三处地产，除一份没记载价钱外，其余十二处共花去两千三百九十四千文，合一千五百九十六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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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份账簿，我们更可以感受到曾国荃一人给曾家的经济实力带来多么惊人的变化。到了此时，湘乡曾氏才真正成为湘乡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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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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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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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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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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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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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曾国荃为曾家办了几件大事。其一是改葬父母。这是困扰曾国藩多时的一大心事。办母亲丧事时，因长沙有警，所以仓促从事。父亲去世，曾国藩心情极差，葬地选择也不如意，风水师说有“凶煞”。因此他说：“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曾国荃接替曾国藩回乡之后，不惜重金，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为父母寻找坟地，改葬的事办得风光圆满。故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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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画扇三十柄春赠，酬庸之物颇丰，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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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咸丰九年曾国荃、曾国潢共同主持，五兄弟分家，曾国荃对其他兄弟多所补贴。曾国藩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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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一一读悉，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亦惟学早三爹，频称“多多谢”而已。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又敬沅弟八杯酒，曰：才大心细，家之功臣。都要吃个满斟硬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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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荃之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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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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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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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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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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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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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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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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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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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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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70〕。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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