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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顶惯了，也不生气。他对诸弟的一贯做法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五月二十八日，他又写信说，做人当强，亦当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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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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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又去信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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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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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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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怕影响曾氏兄弟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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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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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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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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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然仍然“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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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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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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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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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越修越豪华。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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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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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胡富保信，内有与陈作梅密信，因作梅已赴江西，余拆阅。中言沅甫乡里之评，如此大非乱世所宜，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余因作梅在此数月，并未提及一字，不知所指何事。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少荃言曾闻作梅说及沅甫乡评不好。余细叩何事，渠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会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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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闻听曾国荃又修建了“竟希公祠”后，再次去信，制止曾国荃修“星冈公祠”和“温甫、事恒两弟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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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山嘴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湖南作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则别家恐无此例，为我曾姓所创见矣。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干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阔，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好从慢处来），至嘱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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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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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曾国荃总算是听从了，给了老兄一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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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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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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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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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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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71〕圣库虽然空虚，但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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