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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山嘴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湖南作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则别家恐无此例，为我曾姓所创见矣。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干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阔，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好从慢处来），至嘱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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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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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曾国荃总算是听从了，给了老兄一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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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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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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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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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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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71〕圣库虽然空虚，但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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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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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十四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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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秀成离开天京赴苏州时，天王不放他走，后来花钱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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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记载“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名冠苏南的著名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72〕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如此。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傈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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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74〕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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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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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指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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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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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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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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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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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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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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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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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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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至其情状惨绝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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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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