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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中，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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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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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之后，虽然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曾国藩自己却固守初心，不改前辙。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澄弟、季弟的信中说，兄弟们想分给他的几处产业，他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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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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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兄弟分家，是由曾国藩力主的。盖因大家族在一起，吃穿用度，相互攀比，加以吃大锅饭，各支没有节俭的动力，因此他在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沅季弟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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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象也。千万求澄弟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吾断不于分开后私寄银钱，凡寄一钱，皆由澄弟手经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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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底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宅院，因为他屡次严命弟弟不可为他添买田产，所以只分到田五十五亩。曾国藩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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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连普通舟子，提到曾国藩之清廉，都“骤然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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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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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既清又浊的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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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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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的权力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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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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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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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江浙糜烂。湘军成了咸丰皇帝手里最后一张牌。无可奈何之下，咸丰只得把那顶一直舍不得的官帽，授予了曾国藩。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朝廷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也就是代理两江总督（同时按惯例“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实授（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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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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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级上说，曾国藩的侍郎身份和各省总督都是正二品，所以早自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和总督平级了。但是，作为穷京官，侍郎们和总督的实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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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只能管管部中几十名署员，而总督和巡抚则是辖内千百万人的土皇帝。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他们在地方上一跺脚，就会地动山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代皇帝们有意识地使督抚（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上所有大权，成为各地的权力中心，以便强有力地控制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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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方上所有政务，不论是财政还是司法，不论是大政还是小事，最后都通过督抚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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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督抚们握着手下各级官员的命门。清代地方文武官员的升沉荣辱，主要看数年一次的“综合考评”结果如何，具体地说，就是文官三年一次的“大计”（京官叫“京察”）和武官五年一次的“军政”评定。而对他们进行考核评定的，就是督抚。通过这种方式，督抚实际上就将属下所有官员的命运牢牢抓到了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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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督抚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清代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巡抚例兼兵部右侍郎，这就表明他们是辖区内绿营军队的最高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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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行政权、人事权、军权于一身，督抚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正如曾国藩后来所说：“我在地方任职多年，深知各地督抚权力之大，由来已久。他一言可使鸡犬升天，一言亦可使人终身沉沦。所以各级官员都揣摩他的心思，他做错了事，也会替他遮掩。从手下的官员，到普通军民，谁也不敢违抗他。”（“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也这样说：“今日之督抚，一个个都是莫敢谁何的派头。如果不是大贤之人，很难做到不恣意妄为。”（“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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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飞虎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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