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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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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长而论，身边都有办公厅、后勤处、保卫处等一大套常设机构。比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参事室、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109〕中列出，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设十七个内设机构：从综合一处到行政处（财务处），共有行政编制一百六十三名，这些人，都是直接给省级领导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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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都有这样一个相当庞大的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开支。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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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了。从表面上看，这会给国家节省大量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十分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简却使督抚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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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曾国藩信中有“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一句，所谓“弁仆”中就包括许多承担日常后勤及行政工作的仆役。同时曾国藩又拥有晚清最大的幕府。虽然部分幕僚薪水由所在办事机构直接领取，但仍有相当多的“文事”及钱粮、刑名之类的师爷工资由他直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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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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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各地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交送给中央，小部分存留在地方衙门，作为地方开支。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性和短视性，使皇帝们只重视中央财政，留给地方的数目很少。因此一个人当上了总督后，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上开支，都没处去报销，只能由他自己掏腰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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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而这份奖金，国家不出，要总督自己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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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驰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111〕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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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事务，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筹措的办法通常是号召大家捐款，而督抚在捐款中自然需要带头，有时甚至干脆就由督抚全出。这也是督抚们常遇到的额外支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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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湖口县城）道光以后，城久不完。又遭粤逆蹂躏，砖石无存。咸丰七年克复后，曾文正公国藩论奏湖口地方要紧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钱四千串，余皆民捐，照旧重建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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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湖口县城破坏已久，曾国藩认为此地重要，必须修城墙。于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带头捐款，带动民间捐助，重建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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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咸丰七年之事，曾、彭亦非当地守土之员，但由此事也可推知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经常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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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112〕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113〕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二倍到三倍，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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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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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合法收入仅为一百五十五两的年薪。即使加上五百八十八两的补贴，总数也不过七百四十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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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廉银改革之前，解决收入与支出之间这近万两至数万两的巨大差额，唯一的办法就是“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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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靠土地吃饭，木匠靠手艺赚钱。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来换取经济收入。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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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说其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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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又称“规礼”。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或者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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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说的“节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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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规”和“礼”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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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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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规”。“规”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是各部门的“附加税”和“乱收费”，过去则叫“耗羡”或者“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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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们不但不考虑总督衙门的支出需要，对州县等衙门同样基本不予考虑，每年只留给象征性的少得可怜的几个钱用。用曾小萍的话来说：“划拨的经费与州县的行政需求几乎没有什么关系。”〔115〕然而，州县事务花钱处也很多，从兴修公共工程，到官场上的应酬吃喝，每一笔都不在少数。因此，基层官员们在向百姓征收税赋时，通常都要比国家规定的多收一些。这就叫“耗羡”或者“加征”。多收的钱，一部分如“耗羡”的“耗”字本意一样，用于抵偿运送税粮过程中的损耗和路费。更主要的，则是用于地方开支。这一部分，国家从未正式承认过，但实际上却是默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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