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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礼”在地方官场上几乎都是公开的。综上所述，“陋规”实际上和它的来源即“附加税”一样，其用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于各级衙门的行政开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员们的“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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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陋规”的致送却不能停止，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呢？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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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象林则徐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陋规”其实是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陋规”制度也因此成为一种变形的财政制度。任何一位官员也无法跳离“陋规”游戏。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晚清，本来是官员们之间表达私人感情的“礼金”却都有着明确严格的时间和数目规定。因为这名义上是人情来往，事实上则是上级官员赖以活命的固定收入，和国家正式税收没什么两样。“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120〕，已经成了比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还要硬性的制度。因此许多官员宁可挪用国家正式税收，造成国库亏空，也不敢耽误给上级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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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有许多官员的自述为证。同治二年，河南学政景其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自陈心路：在没当官以前，他对“陋规”一事“未尝不笑之”，认为自己当了官也绝不会收取。但是一当了官，发现不收不行：“等到我做了官，苦于没有办公经费，甚至连自己也养不活。而同事们都收陋规，我不得已也只能效仿，于是从君子变成了小人，和官场打成了一片。”（“及其登仕版也，苦无办公之资，兼不能自存活，而同事诸人，无不收受陋规，不得已试从而效之，而君子遂变为小人，上下官员，联为一气。”〔121〕）谢金銮也说，陋规实际上主要没有进入私囊：“凡是陋规发达的地方，一定是官场应酬多的所在。陋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也就是所谓的以公济公，并非纳入私囊。”（“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也。”〔122〕）一生经历雍乾嘉三朝的汪辉祖在总结为官经验时说道，对于陋规，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一概裁尽：“陋规不宜遽裁，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他甚至抨击那些要裁减陋规的官员心术不正：“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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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官员们这样坦然，皇帝们对陋规也一样表现出难得的宽容。由于法无明文，陋规当然是“非法的”。康熙皇帝说：“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所不应取。”但是，因为国家财政没有给地方支出留下余地，所以实际上也无法对这种约定俗成进行认真惩处。所以康熙皇帝紧接着又说：“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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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皇帝更对官员收受陋规表示高度理解。在给河南巡抚鹿祐的上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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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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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体系，皇帝们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情操过硬，准确把握这个收取陋规的“度”。一般来说，官员收多少陋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这些钱花到哪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开支和必要的生活开支中，那么他们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过得更滋润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这在康熙皇帝对近侍所说的话中表现得很清楚：“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126〕只有过于贪婪，才会被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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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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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初年的陋规数目，一般都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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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127〕。而河南巡抚则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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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合理”限度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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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他以公开的“养廉银”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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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由于“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少半”〔129〕，官员们仅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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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乾隆嘉庆等皇帝未能继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养廉银数额，导致官员们的收支又一次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通货膨胀对火耗归公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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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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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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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时代，各省陋规数额比康熙时代还要巨大。金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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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收入）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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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代，规费最多的总督也不过二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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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规费”的制度化倾向更加明显。首先，这三十万中，并未包括私人礼金。其次，金安清说得很清楚：这三十万巨款，“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也就是说，这些钱都是各衙门公开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总督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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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很显然，这三十万巨款中绝大多数起码在表面上是用于公务的，否则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因此，把这三十万都算成曾国藩的个人收入，肯定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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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时代，吏治出现两种并存的走势。一种是大部分官员都借陋规拼命营私，吏治因此走向极度败坏。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规横行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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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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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是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国藩的作为也是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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