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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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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当时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穷且益坚，艰苦奋斗，正是其实现志向之重要途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言：“贫困为训练吾人之学校，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故有希望与抱负之人，欲为国家社会尽瘁者，不可不有贫困之经验。”（见杜亚泉所译《处世哲学》）曾公早年正是因为有“贫困之经验”，所以“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从而日后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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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情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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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进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显达。虽然醉心于功名谈不上伟大，个人之荣华富贵不值一提，但仅就有志于功名与获取功名而言，曾公称得上“有志竟成”，由此可见其才华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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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早年生活以学习与考试为中心，但所谓学习，乃是为考试而学习，并非为学习而学习（曾公入京以后，开始钻研古诗文，当为例外）。因此，曾公此时期的生活重心，即是“科名”二字。为何当时一心热衷于科名？原因正是当时清政府用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上面作此要求，下面必然照此应付，可见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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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章 中年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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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制度：进士在朝考中，若被选为庶吉士，则进入翰林院学习，此为求取科名最清贵之途径。翰林院中，除庶吉士外，还有掌院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庶吉士经过一段时期学习后，需要参加散馆及大考、考差等考试，以便朝廷决定其升迁或外任。至于翰林院的职责，即起草诏书、修书撰史，以备皇帝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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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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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一月启程北上，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抵京，至咸丰二年壬子六月出京，此十余年间，除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担任四川正考官外，其余时间均在京中为官，且大半光阴都在翰林院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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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道光二十年庚子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基本于翰林院中供职，王定安所作《曾公大事记》有记载：“庚子，散馆，二等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侍班于文渊阁，观经筵大典。五月，召见于勤政殿，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补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会试，充第十八房同考官。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事。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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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事府虽为负责东宫事务的机构，但其闲散程度如同翰林院，不过是翰林官们职位调动的跳板而已。“詹事府本是东宫辅导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职，仍日以读书为业。”（《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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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翰林院、詹事府均为“储才养望之地”，所以曾公在翰林院与詹事府中时，“日以读书为业”，学问见识突飞猛进。翰林院中有散馆、大考、考差等考试，而所考题目，除论说性文章外，便为诗赋。因此，曾公初入京时，曾与同榜进士联课，共同练习作诗赋。《年谱》中云：“道光二十年，公三十岁。正月，由罗山启行，至周家口换车，入都。寓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与陈公源兖、梅公钟澍联课为诗赋。”（《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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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所写家书中亦云：“到京，……与陈、梅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誊真。”（《家书》卷一）可见，散馆考试中，均只考诗赋。（道光二十年散馆试题：《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见《年谱》）后来，为应付大考、考差，曾公又与同榜进士联课，共同练习作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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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以磨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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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课并不容易。其间，若大家均能够满怀热情，收获则会很大；但若有一人心不在焉，则必定影响联课效果，名不副实。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公又致信于其弟，云：“同年会课，近皆懒散，而十日一会如故。”（《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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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依旧每十日一联课，但大家兴趣已大不如前，其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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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一般每六年举行一次，但亦有例外。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曾公致信于祖父母，云：“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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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考试情形，曾公亦有提及：“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其余皆整齐完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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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考试题，《年谱》中有所记载，为“《如石投水赋》，以陈、善、闭、邪、谓、之、敬为韵；《烹阿封即墨论》；诗题，《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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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考，共计“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曾公“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其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曾公于当年以检讨之职“升授翰林院侍讲”，即是缘于此次大考。（引语见《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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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差似乎每年举行一次，从中得以外派者只有数十名。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曾公于家书中云：“每年考差三百余人，而得差通共不过七十余人，故终身翰林，屡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家书》卷二）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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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翰林参加考差与否，无关紧要。参加考差并通过者，可以外任，借此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对此，曾公曾云：“……总之，考与不考，皆无关紧要。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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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差试题，与散馆、大考略有不同。比如，道光二十六年考差试题：“首题，无为君子儒。次题，任《任官惟贤才》一节；诗题，《灵雨既零》，得沾字。”（见《曾公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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