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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公钟澍在都病故，公为经理其丧，委曲周至。”（《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同乡京官及公车之在都门者，遇疾患穷窘之事，恒有求于公，公尝谓：‘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年谱》卷一）曾公对友人及同乡的情谊，亦十分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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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族人与姻亲，一向情深意重，此时更是尽己所能给予帮助。道光二十三年四川差事完毕之后，曾公将所得一千两俸银寄往家中，其中四百两用以馈赠族人与姻亲，并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家书中，向其弟详细交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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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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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觖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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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丧，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兄赠之独丰，盖犹徇世俗之见也。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二伯祖母尝为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儿夜来泪注地，湿围径五尺也！’而田贷于我家，价既不昂，事又多磨。尝贻书于我，备陈吞声饮泣之状。此子植所亲见，兄弟尝欷歔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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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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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尊叔见我得官，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项，当甲午年抽公项三十二千为贺礼，渠两房颇不悦，祖父曰：‘待藩孙得官，第一件先复竟希公项。’此语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稽耳。同为竟希公之嗣，其菀枯悬殊若此，设造物者一旦移其菀于彼二房，而移其枯于我房，则无论六百，即六两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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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兹王姑已没，故赠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腾七则姑之子，与我同孩提长养。各舅祖，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彭舅曾祖，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其余馈赠之人，非实有不忍于心者，则皆因人而及。……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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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阅读此信，不但可以了解曾公对其族人及姻亲的诚挚情谊，而且可以了解当时民间疾苦已至何种程度。曾公出身民间，深知百姓生活之艰苦，所以一旦经济稍有宽裕，即量力帮助族人及姻亲。此事本属人之常情，但若“仁心之发”不能“一鼓作气”，似乎亦不易付诸实施。曾公曾云：“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家书》卷二）思考当中道理，此言确实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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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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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早年时期，喜爱购买书籍，而今亦是如此。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我仕官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平生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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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的嗜好，即是书，既爱买书，自然亦爱读书。曾公曾云：“余近来事极繁，然无日不看书。”（见前文）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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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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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早年求学时，十分缺乏恒心。究其原因，似乎是年年应付考试的缘故。自进入翰林院之后，生活比较安定，学习方面已有一定的计划，所以缺乏恒心的毛病渐渐消除。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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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他无可取，惟近来日日有恒，可为诸弟倡率。”（《家书》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弟书）其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过程，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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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时不但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且努力摒弃原有的恶习。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家书》卷一）。美国大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人生不过习惯一束。”并说：“教育目的，即在有用习惯之养成。”曾公立志痛改前非，不遗余力塑造崭新自我，最终养成良好习惯，可谓已成功达到其自我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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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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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而言，其学问、事业，与其身体强弱有很大关系。即使是曾公，亦是如此。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家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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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家书》卷一）由此可见，体弱多病十分影响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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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亦曾寄信于其父，云：“男在京身体平安，近因体气日强，每日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其半。”（见前文）足以说明体格强健对学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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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入京后的身体状况，《年谱》中颇有记载。道光二十年，曾公“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八月初，病渐减，始能食粥。九月，乃大愈”（《年谱》卷一）。此为曾公进京以来初次染病。一病即是数月，几近丧命。所以《寄郭筠仙浙江》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第二年十月以后，方才“体气日强”，甚至比以往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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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四川之行途中，曾公生病，虽然仅仅一月余后便愈，但非常影响身体健康。从四川返京后，体格和精神才逐渐强健。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曾公寄信于其父，云：“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家书》卷二）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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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的癣病，则始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此年“夏间，癣疾发，至秋微愈”（《年谱》卷一）。但“自是以往，癣疾恒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同上）。所幸仅是皮肤病，不算大病。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曾公寄信于其父，云：“近日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男以皮肤之患，不甚经意，仍读书应酬如故，饮食起居，一切如故。”（《家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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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曾公又得肺热，但并未因此而停止作诗、读书。“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沈之思，与公尤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刘公谓近代儒者崇尚考据，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恒以详说反约之旨，交相勖勉。寺前有祠一所，祀昆山顾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为诗五首赠刘公，以明其志之所向。”（《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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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抄录其中两首，一则进一步深入了解曾公身体状况与其学业之间的关系，二则为前文讲述曾公意志时遗留的不足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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