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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50 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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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52 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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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54 东西南北辙迹遍,断柯缺斧终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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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56 独有文书巨眼在,北斗丽天万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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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58 声音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四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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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60 丈夫立言要须尔,击瓮拊缶乌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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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62 嗟余孱退昏庸百不力,付与四海刘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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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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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66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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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68 西方有一谚语:“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对于曾公此阶段的身体状况,我们已有大概了解,则其精神状态如何,自然不言而喻。其中一点最值得我们注意,即曾公患病时,若病情不十分严重,则仍旧坚持写诗、读书。其好学不倦之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做学问时,若欲做到持之以恒,时刻追随先哲脚步,必须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前提。而曾公此阶段中,就其精神而言,虽然亦有颓废之时,但仍以奋发之时居多。在此摘录曾公《日记》中数段话,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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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70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因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礼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无使牛羊又从而牧之;如爇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庚子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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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72 “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辛丑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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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74 “座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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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76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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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78 至于运用精神之道,曾公此时亦有提及,比如:“精神要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日记》)(壬寅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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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80 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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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82 曾公自从进入翰林院之后,经济状况比早年时期已稍显宽裕。然而,道光二十三年以前,曾公依然生活清苦。直至四川差事结束之后,方才有钱款可以寄往家中,并接济族人与姻亲。关于此事,《年谱》中有所记载:“公居京师四年矣。官况清苦,力行节俭。……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为馈遗族姻之用。”(《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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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84 翰林院生活,本来就十分清苦,若不能外放,则收入甚微,所以曾公任职于翰林院时,往往入不敷出。不仅自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时如此,即使自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亦是如此。道光二十七年以后,升任侍郎,俸银较多,经济状况方才稍为宽裕,所以每年皆有余钱寄往家中。对于此事,《年谱》中亦有记载:“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族戚之贫者。”(《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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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86 道光二十七年,曾公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于当时俸银数目,《年谱》中并未提及。查阅《曾公家书》后,得知“每年俸银三百两,饭银一百两”(见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公致弟函——《家书》卷三)。我们由此可对曾公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一大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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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88 除俸银之外,曾公是否有其他收入?据《家书》所云,最初“别无生计”(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家书》卷一),后来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接管会馆公项,每月收房租大钱十五千文”,此款项由曾公支配,但要于“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见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家书》)。此外,每年冬季,“外间或有炭资之赠”(见《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而且,当门生来拜见时,亦可略微收取礼金。比如,道光二十七年曾公被“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见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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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90 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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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92 因为翰林院为积蓄才学、培养声望之地,与政治关系不大,所以曾公任职于翰林院时,其政治生活并不丰富。而之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八年九月充稽察中书科事务,二十九年正月诏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兵部右侍郎,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充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见《曾公大事记》),公务较多,曾公亦能恪尽职守。所以《年谱》于道光二十九年记事中云:“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八日一至淀园该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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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94 但曾公此阶段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并无多大关系,令曾公颇有辞官引退之意。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曾公致信于其弟,提及此事,云:“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赀,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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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96 “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升遐,文宗嗣位,咨以郊配庙祔大礼,公具疏条陈,上嘉纳之;三月,应诏陈言,奉旨奖许,举行日讲事宜;六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三月,疏陈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召见嘉勉;四月,上敬陈圣德一疏,语多切直,朝士皆忧其获谴,及优诏褒答,一时称盛事焉。”(见《曾公大事记》)从此,曾公的政治主张不断得到采纳,进而促使其政治热情日益浓厚。所以,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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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5998 曾公曾应皇帝诏命,就人才问题上疏陈言,而《议汰兵疏》则与财政、军事有关。递呈《议汰兵疏》后,曾公曾致信于胡莲舫,云:“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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