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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翰林院为积蓄才学、培养声望之地，与政治关系不大，所以曾公任职于翰林院时，其政治生活并不丰富。而之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八年九月充稽察中书科事务，二十九年正月诏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兵部右侍郎，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充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见《曾公大事记》），公务较多，曾公亦能恪尽职守。所以《年谱》于道光二十九年记事中云：“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八日一至淀园该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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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公此阶段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并无多大关系，令曾公颇有辞官引退之意。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曾公致信于其弟，提及此事，云：“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赀，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家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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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升遐，文宗嗣位，咨以郊配庙祔大礼，公具疏条陈，上嘉纳之；三月，应诏陈言，奉旨奖许，举行日讲事宜；六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三月，疏陈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召见嘉勉；四月，上敬陈圣德一疏，语多切直，朝士皆忧其获谴，及优诏褒答，一时称盛事焉。”（见《曾公大事记》）从此，曾公的政治主张不断得到采纳，进而促使其政治热情日益浓厚。所以，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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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应皇帝诏命，就人才问题上疏陈言，而《议汰兵疏》则与财政、军事有关。递呈《议汰兵疏》后，曾公曾致信于胡莲舫，云：“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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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关于天下三大患的言论，确实透彻精辟、高明独到。之后，曾公在人才任用、军队训练、粮饷筹集方面，均能做到合适得当，从而为其将来的深厚功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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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外政治机关之组织，可大别之为帝室、中枢、行省特别区、藩属土司四部。中枢官属，以内阁为最高机关，所以襄赞君主、平允庶政者也。雍正时，别设军机处，阁员苟不入军机，则闲散与冗员等。其余分司行政者，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设尚书左右侍郎共六员，满汉各半。清制，以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为九卿。国有大事，召六部九卿会议。此外清要之职，号言路者曰都察院，备顾问者曰翰林院，司裁判者曰大理寺，主教育者曰国子监，掌外藩者曰理藩院”（见郑鹤声先生所著《中国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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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翰林院中任职时，尚未参与国家大事；进入内阁后，因未选入军机处，所以仍相当于闲散官员；直至升为侍郎，方才开始屡次向朝廷进言，发表政治主见。因此，曾公的政治生活，确切说来，应当始于升任侍郎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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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起初任礼部右侍郎，之后同时又兼任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五月”，又“兼署刑部左侍郎”，“十二月上备陈民间疾苦一疏”，“咸丰二年正月”，又“兼署吏部左侍郎，三月，疏请宽免胜保处分，以广言路，上嘉纳之”。（引语见《曾公大事记》）六部当中，曾任五部侍郎，且谏言多被采纳。可见，曾公此阶段的政治地位已不算低，而其政治经验亦相当丰富。所以，就此阶段的政治生活而言，虽然为时短暂，但足可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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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六月，曾公被派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七月从京师出发，途中听说母亲病故，所以转道赶回家乡。前文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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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的生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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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项内容，曾公此阶段的生活特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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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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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与早年时期相比，已大有进展。早年时期，曾公志在考取功名，只喜好文学。而此阶段，除文学以外，还涉足于史学、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地理等学科。早年时期，曾公喜欢置身于丝竹歌舞中悠闲度日。而此阶段，则力求改过自新，严于律己，且每日写日记，从未间断（中间暂停数年除外）。所以，此阶段曾公的德行与学识突飞猛进，与早年时期已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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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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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的良师益友，亦非早年时期所能比。早年时期的师友，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对曾公产生很大影响。而此阶段的师友，如风起云涌般。其中，唐镜海，如倭艮峰，对曾公的影响非常巨大。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邵蕙西、何子贞等人，常于学问与品行方面，与曾公互相切磋，从而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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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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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游历范围，虽然不及早年时期广，但四川之行当中，穿越山西、陕西两省，并途经剑阁，怀古感今，借景抒情，亦能开拓视野，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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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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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曾公立志匡时济世，并倡导身体力行，与早年汲汲于功名与埋首于文艺相比，胸襟已大为开阔。至于欲购置义田、决心著述，均为从自身实际能力出发而产生的设想，并非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夸夸其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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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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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除思亲怀友之外，曾公亦时常担忧国事，欲雪国耻，其情感范畴，已非早年时期所能比拟。对待同乡、族人与姻亲，于钱财上毫不吝啬，竭尽所能给予帮助，绝非口惠而实不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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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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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爱买书，更爱读书，除书籍之外，便无其他嗜好。此阶段曾公好学不倦的精神，依旧如同早年时期。但不同之处在于，早年时期“尤好昌黎韩氏之文”，而此阶段则“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从其流而究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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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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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于学习上有一定的课程计划，而且已将早年的吸烟恶习坚决摒弃，个人习惯方面明显大有进步。同时，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列入养生要言当中，用以时刻警醒自己，可见其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总而言之，曾公已由早年不规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此阶段有规律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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