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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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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除思亲怀友之外，曾公亦时常担忧国事，欲雪国耻，其情感范畴，已非早年时期所能比拟。对待同乡、族人与姻亲，于钱财上毫不吝啬，竭尽所能给予帮助，绝非口惠而实不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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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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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爱买书，更爱读书，除书籍之外，便无其他嗜好。此阶段曾公好学不倦的精神，依旧如同早年时期。但不同之处在于，早年时期“尤好昌黎韩氏之文”，而此阶段则“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从其流而究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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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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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于学习上有一定的课程计划，而且已将早年的吸烟恶习坚决摒弃，个人习惯方面明显大有进步。同时，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列入养生要言当中，用以时刻警醒自己，可见其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总而言之，曾公已由早年不规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此阶段有规律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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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精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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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身体与精神，时强时弱，并不稳定。但在遭遇大病之后，已渐渐懂得保养身体，且当身体衰弱时，仍能激励自己振奋精神。既做最坏打算设法安排善后事宜，又抱最大信心战胜疾病绝不颓废，十分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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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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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曾公虽然步入仕途，但起初经济并不宽裕。直至结束四川差事后，才寄往家中一千两白银；升任侍郎后，才有能力每年补贴家用，从此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一旦手头稍有盈余，即将之馈赠族人与姻亲，而自己除书籍、衣服外，不留任何积蓄。薄待自己、厚待他人之高尚品德，昭然若揭。相比于当时那些稍有余钱便任意挥霍，贪图个人享受之徒，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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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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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起初于翰林院中任职，极少接触政治，所以并无可以评述的经历；而升任侍郎之后，公务颇为繁杂，且能够恪尽职守，因此很有必要对其政治生活作番评价。曾公所上奏的《议大礼疏》《敬陈圣德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以及《备陈民间疾苦疏》，均关系国家大事，且确实很有主见，一针见血，言辞耿直，颇令人称道。呈奏《敬陈圣德疏》时，曾公曾于家书中云：“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见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公寄弟书——《家书》卷四）其以挽回朝堂风气为己任的决心，溢于言表。此后曾公于其政务、军务生涯当中，一直将扭转风气当作重中之重，正是起源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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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此阶段的生活，为曾公此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生活。其政治地位，可谓蒸蒸日上；其经济状况，亦渐入佳境。同时，道德修养提升迅猛，读书治学孜孜不倦，日常生活井井有条，更是令人敬仰。而曾公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万事皆以“理智”为原则。换言之，即凡事三思而后行，绝不意气用事。因此，曾公在进行自我教育过程当中，无论是关于道德、学问，还是关于嗜好、习惯，皆能做出正确选择，并持之以恒，进步迅速。正是缘于其良好而严格的自我教育，其经济状况才愈加改善，政治地位才日渐提高。至于曾公为何将“理智”作为生活原则，则是因为自道光二十年入京之后，受师友的影响，开始钻研宋代理学。因此，我们将宋代理学视为曾公此时期的生活中心，倒未尝不可。曾公正是由于推崇宋代理学，讲究义理，注重实践，所以轻视功名与文艺，甚至不喜考据之学。既然已经明白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为何，那么自然能够理解曾公此阶段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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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章 中年生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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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二年回乡为母亲守丧，当年十二月即被任命帮办湖南省团练。自咸丰三年帮办团练，至同治三年收复金陵，此十余年间，除咸丰七年二月至咸丰八年六月，请假回乡为父亲守丧之外，曾公一直生活于军营中，调度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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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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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军营生活，王定安的《大事记》、黎庶昌的《年谱》、《清史列传》之《本传》、以及《湘军志》之《曾军篇》，均有详细记载。为简明起见，先摘引朱孔彰所作《别传》作为评述基础，然后再借其他书目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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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孔彰所作《别传》中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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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自为侍臣十余年，历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虽尝以直谏忤旨，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乡试，七月，丁母忧归。是时粤贼已犯长沙，掠民船，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汉阳、武昌。三年正月，沿江东下，陷九江、安庆，破江宁，据为伪都。秀全自称天王，建号太平天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陷镇江、扬州，据之。海内震动，而公已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初，公欲具疏请终制，郭嵩焘谓曰：‘公有澄清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公于是投袂而起。募农夫，倡勇敢，用书生为营官，‘湘军’之名自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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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土寇蜂起，人心惶惑，一日数惊，县令每畏葸养痈。及公之出，先清内讧，不经有司，捕置重刑，十旬中戮二百余人，谤议四起。公与人言，有‘不要钱，不怕死’之语，一时诵之。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虽幼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乐曾公可与言事。其求才也，荐忠武公塔齐布于戎行，识罗忠节公泽南于诸生，拔杨勇悫公载福于卒伍，延彭刚直公玉麟于筦库，保胡文忠公林翼可大用。湖南泄杳之风，由公一变。与郭侍郎嵩焘、江忠烈公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水师不可，乃奏请在衡州造战舰。匠卒不办，公研精覃思，博采众议，成大小战舰二百四十，募水陆万人，水军以杨、彭两公及褚汝航领之，陆军以塔、罗两公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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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自江西上窜，再陷九江、安庆、黄州、汉阳等郡，武昌戒严。朝廷屡诏出兵策应，初不策以数省军务，而公独毅然以讨贼自任，将水陆东征。舟初出湖，遇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江，又败。公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后数日，塔军大破贼于湘潭，军心始定。公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或请增兵，公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敌者，杨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军，塔齐布两营；水师，杨载福两营。以此益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祁山之败，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古人切实体验，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从我，非以利动也，故于法难施，致败实由于此。’诸将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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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克湘潭，公引兵趋岳州，连战下城陵矾，水军偏师挫复振。会师金口，谋攻武昌。公率水师中流直下，尽毁盐关、汉关、鲇鱼套贼舟。令罗攻花园，塔攻洪山，公亲策应。武昌、汉阳贼宵遁，遂复二郡。文宗大悦，诏公署湖北巡抚，又诏督军，解署任已前已夺官，赏兵部侍郎衔，旋赐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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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水军锐甚，顺流而下，大破贼田家镇。至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阳湖，贼断其后，不得出，于是外江内湖，水师隔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率船舰夜袭营，掷火烧数十艘，水师大溃。公愤欲自刎，罗泽南止之。公上疏请罪，诏旨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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