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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师既挫，贼复西上，再陷武、汉，扰荆襄，蹂崇通，破义宁。公遣胡文忠督军回援湖北；塔忠武攻九江；公身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罗公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克义宁，而塔忠武卒于军，公复至九江，忠节自义宁上书曰：‘东南大势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转旋之望。请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瓯之势。此时湖口诸军，但当主守，不宜数数进攻。必俟湖北克复，大军全注九江，乃可议战。’公从之。幕府刘蓉谏曰：‘公所以赖转战者，塔、罗两军，今塔已亡，诸将可恃惟罗公。今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公曰：‘吾极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可为，吾虽困独荣也。’罗军遂行。郭嵩焘送之，曰：‘曾公兵单弱，君远去奈何！’忠节叹曰：‘天苟不忘本朝，曾公必不死。诸君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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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九月，公补授兵部侍郎。其冬伪翼王石达开由崇阳、通城窜入江南，连陷八府一州，湖南音问不通。公困南昌，从众议，复调罗军。忠节攻武昌，中炮亡。公弟国华、国葆，闻江西急，走湖北，乞师于胡文忠，将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抚骆文忠秉章，亦资公弟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忠武八千人军城东，杨勇悫战船四百号泊江岸，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佐以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凡数万人。公自南昌迎劳，望见则大喜，兵势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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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下游事棘，江南大营陷，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朝廷以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栋为统领，复进攻金陵。贼内乱，伪东王杨秀清、伪北王韦昌辉，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忧回籍，请守制，得假三月治丧。再疏陈情，具言办事艰难状。上雅知公拘谨，先开兵部侍郎缺，令守礼庐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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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忠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内外水师复合。拔彭泽，扬帆过安庆，克铜陵、泥议，与江南水师通，于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事本公建立，请起公统水师。会九江克，石达开自江西窜浙，浸及福建。上即家召公，出办浙江事务。公到江西，未几，又诏援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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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伪英王陈玉成再破庐州，李忠武赴援，至三河，覆没。骆公请舍江图皖，公亦奉旨统筹全局者屡矣，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数省军务而论，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计惟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以分金陵之贼势，剿皖北则可以分庐州之贼势。北岸须添足马步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萧启江、张运兰任之；中流水师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军务，亦分二路，臣与抚臣耆龄任之，臣任北路，耆龄任南路。粤贼勾结捻匪3，尝以马队冲锋，拟调察哈尔战马三千匹，募勇三千，择平旷之地，驰骋操习，臣愿竭数月之力，训练成熟，以备攻剿。’上深然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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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月，石达开入湖南，攻永州，围安庆。上虑四川且有变，令公防蜀。行至巴河，闻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胡林翼建议图皖，与公合谋攻安庆，使公弟国荃会诸军在前围之。多隆阿军桐城，李续宜军青草塥，公次宿松，经营江北。而皖南贼陷广德州，遽入浙，袭破杭州，回窜建平、东灞、溧阳，分道救金陵。江南大营再陷，官军溃，常、苏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二月也。左文襄公闻而叹曰：‘天意其转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洗荡，后来者可以措手。’问：‘谁可当之？’胡公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加公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即令左公襄办军机，公补授钦差大臣。或言当撤安庆围，先所急。公曰：‘安庆一军，关系淮南全局，即为克复金陵张本，不可以动摇也。’遂南渡江，趋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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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江、浙贼氛炽，官绅告急书，日十至。援苏、援沪、援浙、援皖、援镇江，诏书叠下。公至祁门未十日，贼陷宁国；又数日，陷徽州。中国方用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尔沁王僧格林沁与战败绩，京师戒严，文宗狩热河，恭亲王留守。公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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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冬，贼大至，东陷婺源，西陷景德镇，围攻羊栈岭。吏士皆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公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来援。身在军中，意气自若，以诗古文为娱。其坚定不摇，率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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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襄至江西，大破贼东平、浮梁间，公荐其可大用。十一年八月，公弟克安庆，捷未闻而文宗崩。穆宗立，年少，两宫太后训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朝廷每有军国大议，咨而后行。国荃既克安庆，益令召募，付以江宁事。杭州再陷，公举文襄，付以浙江事。苏州之陷，贼迫上海，官绅来乞师，公举幕僚李文忠鸿章，付以江苏事，令至淮募八千人，公为定营制，选将官，名曰‘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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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公协办大学士。当是时，公驻安庆，居中调度。公弟忠襄公国荃，有直捣金陵之师；李文忠公鸿章，有援剿苏沪之师；杨勇悫载福、彭刚直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有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有鲍超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防剿徽州之师，左文襄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公。此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守镇江之师，并奉旨统筹兼顾。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其秋，皖南、金陵军病疫，死亡山积。公惧大局决裂，忧甚，请简亲信大臣，分任重责。上不许，且慰劳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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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李世贤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国荃雨花台。拒战四十六日，解去。明年五月，水师克九洑州，长江肃清，江宁城围合。十月，李文忠克苏州。又明年二月，左文襄克杭州，国荃克江宁。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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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初立，屡诏保荐督抚大员。公奏：‘封疆将帅，天子举错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为然，凡为督抚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内轻外重之渐，兼杜树私植党之端。’太后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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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官军习气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公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万人一气，方可办贼。又以淮上风气强悍，宜别立一军；湘军利上山径险阻，驰驱平原非所长，用武十年，气亦稍衰，故练淮勇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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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剿捻之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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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截至平定洪、杨叛乱4之时，而剿除捻军及其他事件，则属于曾公晚年生活范畴，后文将作讲述。综观上文所述，我们对曾公平定洪、杨之乱的经过，应该能有大概了解。至于曾公在军营中的日常生活，《年谱》中曾有记载，现摘录数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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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军终日凝然，奉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年谱》卷四——咸丰六年丙辰，公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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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黎明，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年谱》卷六——咸丰十年庚申，公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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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日以吏事、军事、饷事、文事分条分时，以次清理，定为日课。”（《年谱》卷八——同治元年壬戌，公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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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为一介书生，原本对行军用武之道并不熟稔，所以初次出山，心中颇为疑惧。比如，致刘蓉信中，云：“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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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回复骆秉章信中，云：“侍十三夜接寄谕，知岷樵殉难，心绪万分作恶。侍所以办理一切，规模宜大，条理宜明者，意将交付此人。以渠为大帅，而以侍参酌其间，或有小补耳。今斯，人既亡，侍之精神、才力、度量、阅历四者，皆不可以为大帅，而浪得虚名。京师之人，以耳为目，动辄保奏侍出办军事，此事诚不知作何了局也！”（《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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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之所以不顾一切，勇于担当重任，即是因为时局混乱，保卫家乡，义不容辞。曾公致信于欧阳牧云，云：“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云仙亦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二十一日抵省。”（《家书》卷四——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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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君山在其所著《清朝全史》中，曾认为“湘军非勤王之师”，其中除举曾公所作《保守平安歌》《讨粤匪檄》之外，又举此书信作为论据。仔细推敲稻叶君山所言，确实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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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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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能够担当重任，平定巨乱，固然得益于其知人善任、集思广益，但良好严格的自我教育，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关于此方面，在对曾公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已略有提及。但为了解曾公此阶段的德行与学识起见，本人在此特地摘录《年谱》及曾公遗著中些许内容。其中，摘自《年谱》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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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为学，雅重礼典。国朝尚书徐公乾学《读礼通考》，秦文恭公蕙田更为《五礼通考》，二书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讳家居以来，日取二书昕夕研校，读之数反。凡几筵奠祭，必参考古今，衷于至是而后已。”（《年谱》卷五——咸丰八年戊午，公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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