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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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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皇帝驾崩；八月，胡林翼逝世。对此变故，曾公伤心至极，于致李续宜信中，云：“国藩自闻国恤，独居惨栗，惄焉如捣，重以润帅沦谢，惘惘如有所矣。”（《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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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镇之役，曾公三弟国华战死沙场。同治元年，曾公五弟贞干（原名国葆）于军营中病亡。而曾公叔父曾骥云亦于咸丰十年逝世。不仅家中变故连连，而且时局动荡，纷扰不断；所以，虽然当时将沿江各个失地陆续收复，但曾公心中依旧忧多于喜。曾公致信于朱尧阶，云：“数年以来，忧喜情怀，错见互出。家庭骨肉之间，叔父暨一姊二弟，先后沦逝。疆场干戈之地，虽沿江城邑，次第克复，而贼数仍不少减。重以西人深入内地，实逼处此，逆回炽于秦中，有苗叛于淮上，观其气象，均非仓卒所能戡定。即发逆老巢，或能幸克，亦将变为流寇，诒祸南服。故可喜之端无几，而可忧虑者，千绪环生，不知所届，所幸贱躯粗适，齿牙初脱，两目眵昏，此外别无所苦。”（《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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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曾公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因互争江西厘金，发生争执。之后，虽然“户部议以江西牙厘之半，拨归金陵、皖南大营，以其半留供本省之饷”，但“公以是时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复盛，统军甚多，需饷甚巨，既恐饷匮以致军事决裂，又以握兵符掌利权为时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引语见《年谱》卷九）由此可见，当时曾公内心不甚舒畅。同治三年，收复金陵，大功告成，曾公于“欣喜之余翻增焦灼”。因为“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而“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致使“左支右绌”。（引语见《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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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军营，军务倥偬，闲暇甚少，因此于回复吴子序的信中，云：“弟入夏以来，公事日多，久荒书籍，道味日减。”（《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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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胡林翼信函时，云：“国藩久不开卷，近日苦雨无憀，略一翻阅，都无意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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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于《日记》中，云：“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殆孔子所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也！军中乃争权挈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己未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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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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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军务繁杂缺少闲暇，所以曾公此时最爱闲适之诗。而陶潜、谢眺、苏轼、陆游的诗作，多含闲适之趣，因此甚为曾公所热衷。“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日记》——壬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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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曾公不仅喜读闲适之诗，而且喜交旷达之友。比如，曾公云：“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日记》——庚申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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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日记》——庚申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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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如此，则是因为了解自身仍怀追求虚名、争强好胜之心，而欲借外物加以矫正。曾公曾云：“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日记》——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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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日记》——庚申四月）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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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知“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见前文），所以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已“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见前文），且不喜高深言论。曾公于回复胡林翼的信中云：“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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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仅喜好庸言庸行，曾公于《批杨芊庵禀》中，曾解释道：“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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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喜好闲适淡远之诗，但同时亦喜好雄奇瑰丽之文。曾公回复吴敏树的信中，云：“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书札》卷九）即其例证。究其缘故，大概是由于曾公生性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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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爱雄奇之意境，亦好淡远之风趣，曾公不仅对诗文如此，对书法亦是如此。比如，曾公曾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辛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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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军营，颇爱书法。对此，曾公于《日记》有所提及，如：“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矩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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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辛酉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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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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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练字一页，“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由此可见，学习应当持之以恒。而曾公书法之所以大有长进，即得益于此。曾公于《日记》中记道：“日内作书，常有长进，盖以每日不间断之故。”（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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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之中，曾公不仅坚持每日练字，而且下围棋、读书、写日记，均少有中断。梁启超曾云：“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十三《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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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所言未免过于绝对，但结合曾公所写日记来看，与事实亦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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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即为曾公军中日常生活。为使诸位了解当时曾公的日常工作，再录《日记》两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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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壬戌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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