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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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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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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咸丰八年以后，身体不甚强健，精神亦日渐衰颓。其在《日记》中云：“习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论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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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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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庶几等一溉于汤世也！”（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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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围棋太多，读书太久，目光昏涩，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后当戒围棋，即看书亦宜少减，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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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云：“开岁以来，满拟甲子景运，扫除氛祲，不意苏、浙之逆，萃于江西，秦、豫之贼，盛于江北，世变相寻，乃未知所终极！而贱驱孱弱，颓然如八九十人，万无可肩此巨任之理。”（《书札》卷二十四）正是因为十分了解自身状况，且调养得法，所以曾公依旧能够担当重任，并最终获得成功。曾公曾云：“余自三十时，即不能多说话，至数十句，便气不接续，神尤困倦。今已三十余年，故态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体之强弱，千态万变，未可以一事之偶强而遽信为寿征，一事之偶弱而遽信为败征也。”（《日记》——壬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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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即得益于调养得法。若非如此，先天体质本就薄弱，再加上日理万机，忧心劳体，岂能长久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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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注意保养身心，但依旧不改其刚直秉性。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曾公致信于其弟国荃，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偶拂，遽尔摧沮。”（《家书》卷六）即其明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曾公作“勉强行道，庄敬日强”一联以自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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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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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统领军队以来，虽时常练字，但所作诗文均不甚多。至于其原因，可见曾公回复吴敏树的信函之中：“国藩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去岁及今兹，作得十余首，都不称意。……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诗则八年不作。今岁谨作次韵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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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常文艺生活，曾公在其他信函中，亦偶尔有所提及。其中，致李竹浯与致刘蓉的信件，前文已有相关引述，此处摘录致欧阳兆熊的信：“弟年来在军，亦未废学，惟为文绝少。闲作奏疏书牍，放笔为之，都不称意。每念老境侵寻，百无一就，中夕增欷！”（《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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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致朱伯韩的信中云：“国藩在军数年，未敢废学。惟诗古文芜废日久，又以公牍文字所累，手腕浮滑，去古弥远，用为内疚！”（《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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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对曾公当时的文艺生活有一大概了解。查阅《曾公文集》，自咸丰三年癸丑至同治三年甲子，其间共存三十余篇文章，约占全《文集》篇数的四分之一，基本为传记、墓志、序跋之类。至于诗歌创作，则更少。考察《曾公诗集》，自统领军队至收复金陵，其间不过创作二十余首，仅占全《诗集》诗歌总数的十六分之一。所以说，此阶段中，曾公的文艺创作，无论诗歌还是文章，均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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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所作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属于曾公此生重要的文学创作。比如，《讨粤匪檄》讲述湘军兴起的情形，《欧阳生文集序》叙述桐城派的沿革，《箴言书院记》阐明教育的渊源，《王船山遗书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均能看透事物本质，见解独到，为曾公一生的杰作。当然，其中最重要者，非《圣哲画像记》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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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作于咸丰九年正月，当时曾公四十九岁。对此，《年谱》中曾有记载：“公作《圣哲画像记》，图画昔时圣贤先儒三十二人，系之以说明抗希古人之意。略依孔门四科及近世桐城姚氏论学，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分门依类而图之。”（《年谱》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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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公致信于其弟，曾郑重提及此事：“吾近写有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查武梁祠画像内，有文、周、孔、孟诸像，外间间有藏本。翁覃溪《两汉金石记》曾刻之。王兰泉《金石萃编》亦刻之。此外如名臣像，亦间有之。纪泽觅得像底，则双钩摹于卷内，不必着色也。或嫌此卷太大，则另办一卷画像，此卷即先付长沙装潢，楠木匣藏之。将来求沅弟精钩刻石。其像有不可尽得者，略刻数像可也。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涂，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家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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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阶段，虽然所作诗文不多，但是所读诗文却不少。就古文而言，有《经史百家杂钞》及《经史百家简编》。前者共二十六卷，后者共两卷。曾公曾云：“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优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经史百家简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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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在咸丰十年庚申二月的记事中，云：“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视营墙，按期阅视操练，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史。是月始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年谱》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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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年闰三月的记事中，《年谱》又云：“二十二日编《经史百家古文杂钞》成，又约选四十八篇以为简本。”（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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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于古文研究方面下有很大工夫，所以曾公十分自信，并打算将其作为终身事业。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匪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间，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辛酉正月）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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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歌方面，曾公于咸丰元年，便已将《十八家诗钞》编著完毕。而此阶段中，曾公则精益求精，专门研读某几个诗人的作品。如曾公所云：“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日记》——壬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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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之所以将《经史百家杂钞》另外编成简本——《经史百家简编》，大概亦是因为追求简约，以便专攻某些文章。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庚申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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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博而后能约，若前期没有广泛涉猎，此时怎能做到精简专攻？曾公此阶段，无论研究诗歌还是研究古文，均遵守简约的原则，其能够熟读的诗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皆是通过甄别、权衡，从大量诗文当中择取而来。可见曾公前期所读诗文相当博杂。所以说，曾公此阶段虽然诗文创作不多，但阅读量却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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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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