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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楚军在江西境内，每月需饷六万有奇，而入款约有三端：一曰拨用漕折；二曰督办捐输；三曰借运浙盐”，但当时正值“贼匪大势全注江西，漕折难以催征，捐输不能措办，盐引无处稍售，来源俱竭，有坐困之势”，所以楚军军饷，除由邻省接济外，几乎全部依靠征收厘金得以维持。（引语见《年谱》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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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厘金的起源、曾公征收厘金的情形，以及厘金对军需的巨大帮助，王闿运《湘军志》中均有讲述。如：“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者。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见《湘军志》之《筹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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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湘军起贫苦，困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盐司，得总督协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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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制度实施初期，曾遭遇重重阻碍。之后，曾公担任两江总督，提议将湖南厘金税率增加十分之三，几经挫折后，方才得以实行。关于此事，王闿运《湘军志》中有记载：“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官家人姻戚仆从，多被稽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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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曾公为争取江西厘金以满足军饷之需，与沈葆桢发生不和。第二年，收复金陵，因为大功告成，曾公立即上疏请求免除湖南的东饷。关于此事，王闿运曾作简要叙述，如：“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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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厘金之外，还有一项军饷来源，即漕折银两。至于此事的原委，《湘军志》中有详细交代：“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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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担任两江总督时，向朝廷请求调拨江西省的漕折银两，以供给安徽、金陵驻防军的饷银，但亦被沈葆桢上奏阻止。此事《年谱》当中有记载，如：“公之初任两江也，奏拨江西漕折银两，以供徽、宁防军之饷。至是沈公葆桢奏留供江西本省防军，经户部议准。公既失此巨款，于是筹饷之请，词气迫切，而请简大臣，以分责任之疏，已三上矣。”（《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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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争夺江西厘金之事，《年谱》中亦有叙述，可以与王闿运的说法相对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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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贼势日众，沈公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厘金，专充本省之饷。户部议准。公接户部咨文，深忧之。”（《年谱》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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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公既上江西牙厘一疏，词气抗厉，于是沈公葆桢，亦奏请开缺。诏慰留之。户部议以江西牙厘之半，拨归金陵、皖南大营，以其半留供本省之饷。公以是时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复盛，需饷甚巨，既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又以握兵符、掌利权为时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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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大致了解曾公当年筹集军饷的情形。至于其私人经济方面，早在领兵初期，即发誓“不爱钱，不惜死”，而等到官居将相，依旧能够廉洁自律，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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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领兵初期，刘蓉曾致信于曾公，对其称赞道：“颂执事之贤者，曰其廉可师；明执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国。虽执事之自许也亦然，曰‘不爱钱，不惜死’。壮哉言乎！”（《养晦堂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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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公在致其子纪鸿的信中，写道：“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家训》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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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曾公致信于其弟，亦有恳切之言：“余在外未付银钱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今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家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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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足以说明，曾公身处军营之时，丝毫不追求个人享受。如此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较之于营私舞弊、损国害民、一心贪图个人安逸之徒，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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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的生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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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即是曾公此阶段生活的大致情形。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曾公此阶段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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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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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用兵作战方面，原先并非熟稔，只是因为目睹时局混乱、故乡遭殃，出于义愤，而于守丧期间投身沙场。其统领军队，完全是正义之举。领兵初期，曾公广纳人才，博采众议，大义凛然，廉洁自律，毅然担负起讨贼大任。无奈军政大权不统一，赏罚制度难以顺利实施，从而导致良机屡屡错失，挫折接连不断。然而，每次危机当前，曾公皆能镇定自守，坚忍不拔，不恐慌，不退缩，宁可牺牲自己的安全以维护大局利益，其器量与胆识确实有过人之处。咸丰八年，曾公再次出山，提出兵分三路、稳扎稳打之计策，同时兼任两江总督，管辖四省，对于浙江、江苏两省事务，人手安排得当，军政大权一手在握，便于指挥，于是战争节节胜利，最终大获全胜。至于曾公领兵作战的过程，十分值得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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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认为，洪、杨失败的原因在于：“一、由于太平诸将，皆起自田间，同心齐力，纵横莫当，厥后杨、韦、石三王猜忌屠戮，迭起内讧，而广封骏竖，至数十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涣；二、由于其初长江千里之地，兵食饶足，转输利便，厥后湖北、江西，次第被夺于清军，枵腹荷戈，士有饥色，从事剽掠，愈失人心；三、由于始以发扬耶教精神，以博爱为目的，冀与欧洲各国一气，继乃屠戮过当，惨无人道，西人恶之，致英法兵反为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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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既具此三端之败征，加以曾国藩之起也，初以客兵转战江、皖等省，呼应不灵，迨咸丰之末，任两江总督，事权既一，志始得伸。又以江、塔、罗、李诸将相继沦殁，苦少将材，乃力荐李鸿章任苏事、左宗棠任浙事；曾国藩又以介弟绾兵符，而己得以专精壹志，发纵指挥。行军以粮饷为根本，筹饷以两湖、江西、广东为要区。胡林翼抚湖北，沈葆桢抚江西，业有专款济国藩师，而清廷更派与国藩同年之晏端书谋饷粤东，相助为理。故虽始困于祁门，旋即闻克复安庆，由是沿江各地，所至悉破，曾国荃兵遂合南京之围。又令左宗棠自衢州谋浙，李鸿章提淮军，用英将戈登（Gordon），美将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等自上海攻苏、常，规复东南，分道并举。太平将陈玉成既被擒皖北，石达开复远飏于川南，而太平天国之大局去矣。”（见郑鹤声先生《中国近世史》）此言的确十分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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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公能够立下如此大功，固然是时势的必然性，但与曾公运筹帷幄、知人善任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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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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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之前，曾公从未参与政治活动。而咸丰十年以后，曾公担任两江总督，于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其中，移风易俗、训导僚属、招贤纳良、安顿流民、繁荣农村经济、提倡文化教育、清查人口户籍、严谨审理案件等，皆以整顿吏治、救济百姓为前提，最是著名。最终，百姓感激喜悦，政务井井有条。而曾公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是由于曾公之前已备尝各种艰辛，对地方利弊了然于心，但主要原因是曾公“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且对待“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从而“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曾公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而曾公的所作所为，即给予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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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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