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16400
曾公之所以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即得益于调养得法。若非如此，先天体质本就薄弱，再加上日理万机，忧心劳体，岂能长久维持？
1705916401
1705916402
曾公虽然注意保养身心，但依旧不改其刚直秉性。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曾公致信于其弟国荃，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偶拂，遽尔摧沮。”（《家书》卷六）即其明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曾公作“勉强行道，庄敬日强”一联以自箴。
1705916403
1705916404
文艺生活
1705916405
1705916406
曾公自统领军队以来，虽时常练字，但所作诗文均不甚多。至于其原因，可见曾公回复吴敏树的信函之中：“国藩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去岁及今兹，作得十余首，都不称意。……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诗则八年不作。今岁谨作次韵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书札》卷九）
1705916407
1705916408
关于日常文艺生活，曾公在其他信函中，亦偶尔有所提及。其中，致李竹浯与致刘蓉的信件，前文已有相关引述，此处摘录致欧阳兆熊的信：“弟年来在军，亦未废学，惟为文绝少。闲作奏疏书牍，放笔为之，都不称意。每念老境侵寻，百无一就，中夕增欷！”（《书札》卷七）
1705916409
1705916410
又如，致朱伯韩的信中云：“国藩在军数年，未敢废学。惟诗古文芜废日久，又以公牍文字所累，手腕浮滑，去古弥远，用为内疚！”（《书札》卷七）
1705916411
1705916412
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对曾公当时的文艺生活有一大概了解。查阅《曾公文集》，自咸丰三年癸丑至同治三年甲子，其间共存三十余篇文章，约占全《文集》篇数的四分之一，基本为传记、墓志、序跋之类。至于诗歌创作，则更少。考察《曾公诗集》，自统领军队至收复金陵，其间不过创作二十余首，仅占全《诗集》诗歌总数的十六分之一。所以说，此阶段中，曾公的文艺创作，无论诗歌还是文章，均十分稀少。
1705916413
1705916414
曾公此阶段所作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属于曾公此生重要的文学创作。比如，《讨粤匪檄》讲述湘军兴起的情形，《欧阳生文集序》叙述桐城派的沿革，《箴言书院记》阐明教育的渊源，《王船山遗书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均能看透事物本质，见解独到，为曾公一生的杰作。当然，其中最重要者，非《圣哲画像记》莫属。
1705916415
1705916416
《圣哲画像记》，作于咸丰九年正月，当时曾公四十九岁。对此，《年谱》中曾有记载：“公作《圣哲画像记》，图画昔时圣贤先儒三十二人，系之以说明抗希古人之意。略依孔门四科及近世桐城姚氏论学，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分门依类而图之。”（《年谱》卷六）
1705916417
1705916418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公致信于其弟，曾郑重提及此事：“吾近写有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查武梁祠画像内，有文、周、孔、孟诸像，外间间有藏本。翁覃溪《两汉金石记》曾刻之。王兰泉《金石萃编》亦刻之。此外如名臣像，亦间有之。纪泽觅得像底，则双钩摹于卷内，不必着色也。或嫌此卷太大，则另办一卷画像，此卷即先付长沙装潢，楠木匣藏之。将来求沅弟精钩刻石。其像有不可尽得者，略刻数像可也。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涂，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家书》卷六）
1705916419
1705916420
曾公在此阶段，虽然所作诗文不多，但是所读诗文却不少。就古文而言，有《经史百家杂钞》及《经史百家简编》。前者共二十六卷，后者共两卷。曾公曾云：“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优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经史百家简编序》）
1705916421
1705916422
《年谱》在咸丰十年庚申二月的记事中，云：“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视营墙，按期阅视操练，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史。是月始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年谱》卷六）
1705916423
1705916424
而在此年闰三月的记事中，《年谱》又云：“二十二日编《经史百家古文杂钞》成，又约选四十八篇以为简本。”（同上）
1705916425
1705916426
因为于古文研究方面下有很大工夫，所以曾公十分自信，并打算将其作为终身事业。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匪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间，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辛酉正月）即其明证。
1705916427
1705916428
至于诗歌方面，曾公于咸丰元年，便已将《十八家诗钞》编著完毕。而此阶段中，曾公则精益求精，专门研读某几个诗人的作品。如曾公所云：“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日记》——壬戌三月）
1705916429
1705916430
而曾公之所以将《经史百家杂钞》另外编成简本——《经史百家简编》，大概亦是因为追求简约，以便专攻某些文章。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庚申闰三月）
1705916431
1705916432
所谓博而后能约，若前期没有广泛涉猎，此时怎能做到精简专攻？曾公此阶段，无论研究诗歌还是研究古文，均遵守简约的原则，其能够熟读的诗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皆是通过甄别、权衡，从大量诗文当中择取而来。可见曾公前期所读诗文相当博杂。所以说，曾公此阶段虽然诗文创作不多，但阅读量却十分庞大。
1705916433
1705916434
政治生活
1705916435
1705916436
曾公此阶段的生活，虽然以军事为主，以文艺为辅，但对政治亦非常关注。咸丰十年四月之前，曾公专门管理军务，与地方官员之间，尚有主客之分，所以虽然想干预政治，但时时受到牵制。而自咸丰十年四月始，曾公兼任两江总督，从此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再不受人牵制。曾公在回复侍郎黄莘农的信中，云：“侍以地方之任，兼带湘、楚之兵，事权归一，毫无掣肘之处。”（《书札》卷十一）
1705916437
1705916438
而《年谱》亦云：“公治军八载，转战两湖、江、皖等省，与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势。至是兼任疆圻，百务填委。乃以安庆水次为老营，设立行署，奏派大员总理地方文卷，札委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各员弁，刊发营制营规，训饬各营将领士卒，刊发《居官要语》一编，训饬僚吏，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1705916439
1705916440
“出示晓谕江南士民，凡六条。其一，禁官民奢侈之习。谓吴中民俗好善，而遭祸之故，由于繁华。其二，令绅民保举人才。以两江之才，平两江之乱。其三，安插流徙。凡衣冠右族、经生大儒与殉难死事之家，均令地方官加意存恤，贫乏者给予口食之资。其四，求闻己过，凡己之过失与军中各弊端，许据实直告。其五，旌表节义。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建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其六，禁止办团。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未闻守城杀贼之功，徒有敛费扰民之害。自后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举办。其从前各处练丁支领口粮者，概予裁撤。又出示晓谕军营兵勇，严禁骚扰。三令五申，词极剀切。接见守令各员，教之以廉静为体，以善听断为用。虽军事倥偬之时，而条理秩然不紊矣。”（《年谱》卷六）
1705916441
1705916442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公胞弟国荃收复安庆，曾公随之而来，安抚安徽百姓。当时具体情况，《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如：“安庆复后，公至省城，招徕士人，修葺敬敷书院。每月按期课试，校阅文艺，其优等者捐廉以奖之，于嘉惠寒士之中，寓识拔才俊之意，皖中人士，莫不感奋。公札司道设立善后局，安抚遗黎，清查保甲，刊发《劝诫浅语》十六条，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又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委员查核民田，分别荒熟，其已垦者暂令按亩出钱四百文以助军饷，谓之抵征。除日派忠义局委员协同街团绅士，施放钱米，以赈饥民。”（《年谱》卷七）
1705916443
1705916444
又如：“时皖省印委各务，悬缺以待人，乏员差委。公定以每日接见州县佐杂三人，与之久谈，而训之以吏治。”（《年谱》卷八）
1705916445
1705916446
同治二年，皖南各县尚未收复之时，当地情景悲惨至极，曾公对此万分焦虑。《年谱》中云：“皖南之地，经乱最久，人相食者数月。”闻之，愀然自咎。尝曰：“乱世而当大任，人生之至不幸也！”（《年谱》卷九）
1705916447
1705916448
等到皖南各县陆续收复之后，曾公便立刻采取行动，救济民生，繁荣农村。《年谱》云：“皖南经乱，凋残特甚。收复后，公亟派员散赈贫民，每县筹银数千两，采买耕牛耔种，颁给乡农。民大感悦，流亡渐复。”（《年谱》卷九）
1705916449
[
上一页 ]
[ :1.70591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