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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用兵作战方面，原先并非熟稔，只是因为目睹时局混乱、故乡遭殃，出于义愤，而于守丧期间投身沙场。其统领军队，完全是正义之举。领兵初期，曾公广纳人才，博采众议，大义凛然，廉洁自律，毅然担负起讨贼大任。无奈军政大权不统一，赏罚制度难以顺利实施，从而导致良机屡屡错失，挫折接连不断。然而，每次危机当前，曾公皆能镇定自守，坚忍不拔，不恐慌，不退缩，宁可牺牲自己的安全以维护大局利益，其器量与胆识确实有过人之处。咸丰八年，曾公再次出山，提出兵分三路、稳扎稳打之计策，同时兼任两江总督，管辖四省，对于浙江、江苏两省事务，人手安排得当，军政大权一手在握，便于指挥，于是战争节节胜利，最终大获全胜。至于曾公领兵作战的过程，十分值得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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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认为，洪、杨失败的原因在于：“一、由于太平诸将，皆起自田间，同心齐力，纵横莫当，厥后杨、韦、石三王猜忌屠戮，迭起内讧，而广封骏竖，至数十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涣；二、由于其初长江千里之地，兵食饶足，转输利便，厥后湖北、江西，次第被夺于清军，枵腹荷戈，士有饥色，从事剽掠，愈失人心；三、由于始以发扬耶教精神，以博爱为目的，冀与欧洲各国一气，继乃屠戮过当，惨无人道，西人恶之，致英法兵反为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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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既具此三端之败征，加以曾国藩之起也，初以客兵转战江、皖等省，呼应不灵，迨咸丰之末，任两江总督，事权既一，志始得伸。又以江、塔、罗、李诸将相继沦殁，苦少将材，乃力荐李鸿章任苏事、左宗棠任浙事；曾国藩又以介弟绾兵符，而己得以专精壹志，发纵指挥。行军以粮饷为根本，筹饷以两湖、江西、广东为要区。胡林翼抚湖北，沈葆桢抚江西，业有专款济国藩师，而清廷更派与国藩同年之晏端书谋饷粤东，相助为理。故虽始困于祁门，旋即闻克复安庆，由是沿江各地，所至悉破，曾国荃兵遂合南京之围。又令左宗棠自衢州谋浙，李鸿章提淮军，用英将戈登（Gordon），美将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等自上海攻苏、常，规复东南，分道并举。太平将陈玉成既被擒皖北，石达开复远飏于川南，而太平天国之大局去矣。”（见郑鹤声先生《中国近世史》）此言的确十分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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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公能够立下如此大功，固然是时势的必然性，但与曾公运筹帷幄、知人善任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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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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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之前，曾公从未参与政治活动。而咸丰十年以后，曾公担任两江总督，于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其中，移风易俗、训导僚属、招贤纳良、安顿流民、繁荣农村经济、提倡文化教育、清查人口户籍、严谨审理案件等，皆以整顿吏治、救济百姓为前提，最是著名。最终，百姓感激喜悦，政务井井有条。而曾公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是由于曾公之前已备尝各种艰辛，对地方利弊了然于心，但主要原因是曾公“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且对待“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从而“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曾公亦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而曾公的所作所为，即给予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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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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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为筹集军饷，煞费心血。兵部拨发、邻省接济、百姓捐赠、征收厘金，此种种措施，无不经历重重阻碍，方才有所成效，曾公甚至因此而招致官员非议与百姓怨愤。而曾公之所以如此竭力筹饷，无非是因为粮饷是行军作战的根本，“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不然，曾经以‘不要钱，不怕死’表明心志，并发誓不往家中寄钱财，如今又为何如此不顾辛劳与怨愤而毫不罢休？总之，曾公为筹集军饷而焦急忧虑，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不是妄图搜刮民脂民膏，置百姓疾苦于不顾，而是期盼兵强马肥，早日消除战乱，让百姓安居乐业。收复金陵之后，曾公立即上疏请求免除湖南东饷，且虽位居将相，但“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再次彰显出其大公无私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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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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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因军务繁忙，所以诗文创作数量十分稀少。然而，一旦有闲暇，即诵读诗书。其《经史百家杂钞》，共八百余篇，便是于军营中编纂完成，而且曾公一生的重要作品，大多都是完成于军营当中。因此，曾公此阶段，在文艺方面有相当大的成就，不能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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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领兵初期，刘蓉曾致信于曾公，其中写道：“称执事之能者，曰：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轼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庵之亚也。数者诚足以暴于天下矣。道丧而文敝，得一二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而有待于后者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而尚思以区区之词翰自见，不亦左欤？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借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祸殃所自始，将唾弃之不暇，忍复蹈覆轨而为之驾哉？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于怀者也。若夫陆、范之志量则远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则未伸，学已正而道或未尽，然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实足以信当时、名后世。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庶几近之。若规永叔、子瞻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时之所急需，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养晦堂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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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元度的信中，云：“吾属均属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习气未除，一心想学战，一心又想读书，所谓‘梧鼠五技而穷’也。仆今痛改此弊，两月以来，不开卷矣。”（《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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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曾公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乃必然之事。而曾公最终能够成就功业，固然是由于阅历较往日大有不同，但亦有“咬文嚼字，习气未除”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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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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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阶段，无论德行还是学识，均有极大进步。因为曾公身居军营，除军事危急以至于废寝忘食之外，一有闲暇，即阅览书籍，且能以“厚”“实”自律，“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曾公的德行与学问，其进步可谓“日新又新”。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曾公推崇孟子所谓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并身体力行。正如曾公所言：“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由此达到至善，“庶几可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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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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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据薛福成所言，已达八十余人。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但主要则是因为曾公“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薛氏云：“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由此可见，曾公“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自有其原因。至于寄身于曾公幕府、协助曾公带兵作战、与曾公休戚相关者，大有人在。而他们几乎“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可见其中受曾公影响与影响曾公的人，亦应当不少。《孟子》一书当中，曾公唯独信服“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二句，大概是对此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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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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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虽然曾公的足迹未出长江流域；然而，因为军事形势变幻无常，曾公对各地的山川要塞、民情利弊，均时刻关注，甚至“逐日记注，以为日课”，所以对沿江各省的熟悉程度，要比以往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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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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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从带兵之后，著书立说的热情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立志讨伐乱贼，便无暇顾及前者。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虽然因为“意存趋时”而“风力日弱”，但经友人的规劝之后，立即恢复本来的个性，“不妄悦人”。其勇于悔改的精神，十分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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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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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阶段，“忧喜情怀，错见互出”。金陵尚未收复之时，曾公当然是“可喜之端无几，而可忧虑者，千绪环生，不知所届”。等到金陵已被收复，大功告成，曾公则“欣喜之余，翻增焦灼”。可见，曾公此阶段中，忧多于喜。古诗云：“沉忧令人老。”曾公当时“年未五十”，然而“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究其原因，大概即是忧多于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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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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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军营当中极少闲暇，容易心情苦闷，所以既喜爱吟诵闲适之诗，又喜爱结交旷达之人。此种表现合乎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阅读诗文时喜欢雄奇之风，而与人交谈时厌恶高深之论，却看似十分矛盾。莫非是因为文章要能够流传后世，而言论必须基于事实，所以曾公有此两个性质相反的爱好？抑或是因为喜爱雄奇文章缘于曾公本性，而憎恶高深言论则缘于人生阅历？此为一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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