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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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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既能“以吏事、军事、饷事、文事分条分时，以次清理，定为日课”，又能在起居饮食方面“按时按刻，各有常度”，可见其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如此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不但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又有益于身心健康，十分值得我们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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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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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三十岁始，体质便不十分强健，而于此阶段中，虽遭遇无数艰辛，忧思萦怀，却能够“故态不改，亦不加甚”，倘若不是保养得法，怎能如此？但曾公的身体素质，终究有所下降。根据曾公所言“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便可以想象当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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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身体不再强健，但精神仍旧非常旺盛。曾公曾云：“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其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跃然纸上。倘若不是立志发奋成就伟业，怎么能够如此？梁启超评价曾公：“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见《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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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我认为可用“事功”二字概括之。咸丰八年，曾公云：“仆此次在外，无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可见，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八年，曾公凡事皆求成功，此毋需讳言。然而，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至收复金陵，此段时间，难道曾公果真不再存“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见”？以我之见，未必如此。曾公在军事方面，提出兵分三路的作战方针；在吏治方面，“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在军饷筹集方面，唯“恐饷匮以至军事决裂”；在文学研究方面，《经史百家杂钞》编纂完成，并作简本，以“备简练揣摩之用”。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事求可功求成”，岂有其他？岂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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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治学，孜孜不倦；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情绪变换，时忧时喜；言论务实，厌恶高深之论；生活规律，习惯科学合理；重视保养身体；时时振作精神。以上种种，无一不与“事功”有密切关系。所以，说“事功”为曾公此阶段的生活中心，的确再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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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将“事功”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各种行动才能如同百川归海一般，不约而同朝一个目标努力，而最终必将水到渠成，成功是自然而然的事。《易经》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左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以上对曾公此阶段生活的深入探讨，我们若欲在事业方面有所建树，应当已经知道该如何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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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章 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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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即受命剿除捻军之乱。但因剿捻失败而请辞，一次担任直隶总督，两次担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于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所以，曾公的晚年生活，起初为军营生活，后期则为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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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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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述曾公的军营生活。曾公此次领兵，目的在于围剿捻军。其中经过，长洲人朱孔彰的叙述颇为详细：“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其后河南之光、固；安徽之颍、亳；江淮之淮、徐，群盗剽窃，胁纵愈众，有马数万，蹂躏千里。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皆善战。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王移师攻讨，亦不能大创之。四年四月，公闻王轻骑追贼，步兵弗能从，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将军。’将密陈于上，止之，而王已败没曹州。上闻，立召公引兵赴山东，直、东、豫三省绿营，各营地方文武，节制如僧王。公复陈：‘目下情形，万难迅速：一、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调刘铭传及刘松山各军，尚不敷剿办，当另募徐州勇，期以数月训练成军；二、直隶另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只宜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山东只能办徐、淮、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颍、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责之督办，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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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奏定：‘厄要驻军，不事驰逐；军饷器械，由水转运。以江南为根本，以清江浦为枢纽。溯淮、颍而上者，达于临淮；溯运河而上者，达于徐州、济宁。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器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徐图功效。’又言：‘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着着落后。臣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公督师年余，贼突驰如故，将士皆曰：‘不苦战而苦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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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筑之，未成而贼窜襄、邓间。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贾鲁河，开濠置守，分池甫定，贼冲河南，汛地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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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议咎公迂阔，公在军久，益慎用兵。初主驻兵四镇之议，次设扼守运河之策，皆得其要。在临淮搜除蒙、亳匪党，以绝其根株；在徐州办结湖团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数十战，力遏凶锋，捻势实因此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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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言论数劾公。公亦以河防无成，奏请李文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剿西路；自驻周家口策应。或又劾公骄妄。公忧谗畏讥，乃请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大臣接办军务，又奏剿捻无功，请将封爵暂行注销，以明自贬之义。上皆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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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冬，奉旨回两江总督本任，李文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入秦，赖文光入鄂，捻分东西，自是不复合。六年六月，公补授大学士，仍治两江。任柱、赖文光再入河南，窜山东，渡运河，扰登、莱、青。李文忠建议集四省兵力，会堵运河；英翰请合兵守胶莱河，困贼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议。贼复引而西，越淮河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再破之寿光弥河。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诏加公云骑尉世职。张总愚后为刘松山所败，乘水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河间，京师戒严。刘松山绕出贼前，破之以献。丁文诚公葆桢入援，驻固安；左文襄驻天津；李文忠驻大名；英翰、李鹤年防河南北岸。贼绕运河窜东昌、武定，文忠移师德州。时河水涨，官军扼河困之。公命黄翼升、欧阳利见领水师协剿，合诸军，大破捻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谋也。”（《中兴将帅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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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孔彰所言，基本取自曾公的奏疏及《年谱》，且叙述简明扼要，所以我们从中可对曾公平定捻军的梗概有所了解。在此摘录《年谱》中数则文字，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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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卷十一记道：“公办理捻匪一载有余，初立驻兵四镇之议，次设扼守两河之策，皆未久而改变。其在临淮，搜擒蒙、亳匪徒，以绝捻之根株；在徐州办结湖团巨案，以除捻之勾引。刘铭传、刘松山、潘鼎新三军，大小数十战，贼众纵横飙忽之势，实因以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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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黎氏对曾公剿捻的评述。其中，对于驻兵四镇、扼守两河的策略，其详细情形，前文已述及，而关于在临淮搜擒蒙城、亳州的匪徒，《年谱》中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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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十日出示晓谕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属民圩，分别良莠，擒送捻匪赴军营者，重赏，并委员会同州县严拿匪徒，就地惩办。”（《年谱》卷十——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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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临淮，不仅注重治标，搜拿捻匪，而且注意治本，申明军纪。曾公“舟抵临淮关驻营”，曾“批总兵陈国瑞禀牍，凡二千余言，称其所能，而历数其过失，申明禁约，凡三条：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词旨严切”，足可见曾公关心百姓疾苦，注意严明军纪。（引语见《年谱》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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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临淮时如此，在淮临时亦如此。“自抵淮临，察看皖、豫等省行军，每以柴草细故，兵民成仇”，于是“令各营发价购买，不得妄取丝毫”。“嗣因鲍超所部，颇有骚扰之名”，便又“筹定有着之款，于襄阳设粮台委员支应，俾得专精办贼，且申明纪律，秋毫无犯”，以期“军民一气，一以保全鲍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引语见《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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