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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临淮时如此，在淮临时亦如此。“自抵淮临，察看皖、豫等省行军，每以柴草细故，兵民成仇”，于是“令各营发价购买，不得妄取丝毫”。“嗣因鲍超所部，颇有骚扰之名”，便又“筹定有着之款，于襄阳设粮台委员支应，俾得专精办贼，且申明纪律，秋毫无犯”，以期“军民一气，一以保全鲍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引语见《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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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湖团一案，《年谱》中亦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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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铜山、沛县之境，有微山湖，涸，出地一区。咸丰四、五年间，山东曹州之民，因河水泛溢，避水南徙，占据其地。其后来者益多，至数万人，占田浸广。地方官因为按亩征税充饷，号曰湖团。与沛县居民，屡有争讼械斗之案。捻匪东窜之时，与湖团相勾引，沛民诣公行辕控诉。公批饬严拿通捻之团民，讯明惩治；委员赴山东，察看团民原籍之地，设法资遣回籍。”（《年谱》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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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是月公批结沛县湖团各案，将安分之唐团、赵团等六团留住徐州，通捻之王团、刁团等勒限撤归本籍，出示晓谕土客各民安业。”（《年谱》卷十——同治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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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治五年亦有记载：“二月初八日，驰奏结湖团历年讼案。剖别是非，平情论断，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王团、刁团，业已全数徙去，安静回籍。酌定善后事宜，饬地方官次第经理：一曰酌给钱文，以恤已逐之团；二曰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三曰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并请将骂贼殉难之团绅唐守忠、唐锡彤、唐振海三名，优恤建坊，以为草莽效忠者劝。”（《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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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公剿捻无功，但捻匪最终得以平定，毕竟是由于曾公扼守两河之策。对此，王定安《湘军记》中有云：“三代时中夏无骑兵，行军皆以车战。至战国始知用骑，其风盖昉自北漠。当时诸侯王封域千里，才敌近世一行省，辄称铁骑数十万，纵横驰突，或数日即至人国都。于是三晋、燕、齐筑长城自卫。其见于《短长策》者可考也。秦并天下，中国无盗警，乃筑万里长城限胡骑。由其中言之，墙堑之足以拒马，由来久矣。自捻之盛，悍骑何啻五六万？僧王率蒙古精骑追之，常落其后。曾公国藩奉命北征，初亦苦无马，屡使使出口购之，马之至者无多，而寇日以盛。始变计筑长城，守运河暨沙鲁诸河。闻者皆笑其迂。其后李公鸿章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及马颊、徒骇，遂蒇厥功。夫筑墙千里，合数省兵力守之，寇至或不能保，亦计之至拙者也。然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坚守其拙，而巧者靡矣。”（《平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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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纵观整个剿捻过程，曾公虽然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其深谋远虑，非常值得称道。之所以剿捻初期常常受挫，而最终能够大获全胜，是因为初期数省军队合围一地，兵力分配不均，薄弱之地十分容易被敌军击破，而后来捻军分为两支，且河防已经得到巩固，此时以各地驻守的军队镇压不断流动的贼寇，自然容易集中兵力将其歼灭。若当时不采用扼守两河之策，“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着着落后”，何时能将捻军平定？王定安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此言十分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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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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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四年五月，奉旨剿捻。第二年九月，即奏请朝廷另派钦差大臣接管军务，而自己以散员身份留在军中效力，不负责调度。同治六年正月，曾公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三月抵达南京。第二年七月，曾公奉旨补直隶总督之职。后来因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软弱，导致天津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同治九年十月，被调回两江总督任上。所以，曾公此时期的政治生活，十分值得一讲。而对此叙述较有条理且不失简练的人，仍当推朱孔彰。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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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同治六年），公授武英殿大学士，秋闱补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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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奏：‘直隶最要之政，在练兵饬吏，次则河工。请练万人，使成劲旅，则畿辅不患空虚。民间疾苦，由于积狱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当尽法惩之。永定、滹沱二河为民患，宜大加疏浚。’皆兴办如言，期年百废俱举。无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杀伤教民数十人，天津大扰，公在病假中，奉命查办。以粤捻初平，宜坚保和局，不宜与洋人构衅，于是办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议县抵之说，究赖公力拒之。崇厚惧事决裂，奏公病势甚重，请另简重臣来津。时文忠方督军入陕西，急召命驰赴天津会办。会江督缺出，仍以公调补，而文忠为直隶总督。逾月，事定，公与人书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深自引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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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目病，疏辞两江。诏曰：‘两江，该大臣旧治，其勿辞。第坐镇其间，诸事自能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闻公来，扶老携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经决事。后颇采黄、老术，以清静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谋能断，应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辄识之，从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养士；军所经用，无虑千万，家无改观者。用人持重，其泛爱乐士，天性也。诸将群吏，皆子弟畜之，得类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人才，不可胜数，而李、左相继极用，遂匡国家。以故出入将相，讫二十年，为盟主，海内餍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宁将军以闻，穆宗皇帝震悼，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谥曰文正，入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勋绩宣付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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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初成，公阴有争雄海上之志，设立军械所于安庆，仿造轮船。逾年，成小轮一号，试之江，可用，乃使同知容闳往美利坚采办机器洋铁。时李鸿章亦自购机器，设局上海，用西法制造枪炮。中国机器之兴，岁益增盛，自此始。后公益派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期十五年还，仍以容闳往。——其远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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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学究天人，于书无所不读；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无不效者，故当时咸称圣相。文章奏议尤美，有集百余卷行世。”（《中兴将帅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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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应该能够对曾公此时期的政治生活有一大概了解。同治五年冬，曾公重返江南，于第二年九月上疏，称制造轮船为拯救时局的当务之急。关于此事，《年谱》中没有记载，而可参考《清史列传》。如：“十一月回任。六年六月，授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九月，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从之。”（《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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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担任直隶总督时，最大的政绩即为训练军队和整顿吏治，其次则为治理河道。对此，朱孔彰仅述其大概，而《清史列传》及曾公《年谱》中有详细记载。比如清理诉讼一事，《年谱》在同治八年三月记事当中，云：“直隶臬司张树声调山西臬司，新授臬司史念祖，诏公察看。十六日折奏直隶讼案最多，积压未办，臬司张树声情形较熟，清厘颇有端绪，请暂留本任。并抄呈清讼事宜十条。”（《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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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史列传》亦云：“三月奏直隶刑案积多，与臬司张树声力筹清厘，甫有端绪。张树声见调任山西，请暂留一年，以清积案。谕曰：‘曾国藩到任后，办事认真，于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著如所请，俾收指臂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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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整顿吏治一事，《年谱》中曾有提及：“折奏举劾属员，以饬吏治。”而《清史列传》亦云：“先后二次查明属员优劣，开单具奏，得旨分别嘉勉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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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训练军队一事，《清史列传》叙述最详，如：“时直隶营伍废弛，廷议选练六军，命国藩将前定练军章程，妥筹办理。五月，国藩奏言：‘臣见内外臣工章奏，于直隶不宜屯留客勇一节，言之详矣。惟养勇虽非长策，而东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为此间练勇所当参用者：一曰文法宜简，一曰事权宜专，一曰情意宜洽。又闻各营练军，皆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今当讲求变通之方，自须先杜顶替之弊。臣本拟定一简明章程，重整练军，练足万人，以副朝廷殷勤训饬之意。其未挑入练者，各底营存余之兵，亦须善为料理，未可听其困穷隳坏。拟略仿浙江减兵之法，数年后或将当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数赏发。兵丁之入练军者，所得固优；即留底营者，亦足自赡。营务或有起色，而畿辅练军之议，亦不至屡作屡辍，事同儿戏。请敕原议各衙门复议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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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命国藩筹定简明章程，奏报定议。国藩奏言：‘臣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陈迹不可狃，独见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直隶练军，宜添学扎营之法，每月拔营一次，行二三百里为率。并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复旧观：一于古北口暂添千人，该提督傅振邦统之；一于正定镇暂添千人，该总兵谭胜达统之；一于保定暂添千人，令前琼州镇总兵彭楚汉以南将统之，与中军冷庆所辖千人，姑分两起，俟察验实在得力，而后合并一军。此因论兵将相孚，而拟目前添练之拙计也。至练军规模，臣仍拟有四军为断，二军驻京北，二军驻京南，每军三千人，统将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请旨交各衙门核议，先行试办。俟试行果有头绪，然后奏定简明章程，俾各军一律遵守。’奏入，允之。”（《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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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河道一事，则仅见于《年谱》。大概内容为请求朝廷拨发银两，以便疏浚河道，并亲自出省勘查、验收合龙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疏浚永定河时曾采用挑浚中泓、下口之法。如：“二十二日具折奏试办永定河挑浚中泓、下口二法，核定工程，请停止摊捐。发给现银，使厅汛无所借口，以作兵弁夫役之气。附片请拨长芦运库银两，以济河工之用。”（《年谱》卷十一——同治八年己巳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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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任直隶总督时，大政绩虽有三项，但最重要者，当为清理案件。所以，《年谱》于同治八年末记事中，云：“是岁公壹意清厘狱讼，遇重大之案，则亲自鞫讯。每月数次统计，专折奏结重案及京控发交之件，前后凡五十余疏，不能悉纪。”（《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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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一心一意清理案件，所以政绩卓著。同治九年二月，曾公“奏直隶清理积狱旧案陆续完竣，新案办理就绪，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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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任直隶总督时的日常生活，《年谱》中亦曾言及。如云：“公自到任以后，定以每日分时清厘案牍，接见宾僚，吟览经史诗古文，以为日课；每月以暇时为文一二篇，计成碑铭序记之属凡十余篇。”（《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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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公最感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最受人诋毁的事情，亦莫过于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此案的原委究竟如何？曾公办理此案时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关于此案的详细情况，曾公《年谱》以及《清史列传》，均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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