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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云：“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拴、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妇死者数十名，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庚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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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为天津教案的起源。至于曾公办理此案时的情形，《年谱》中亦有记载。如：“二十九日，公复陈一折，奏称据天津镇道来禀，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卷同上）此段文字，即为曾公赶赴天津之前，对审理此案所制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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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初四日（六月）公将启行，书遗教一纸，其略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同上）此段文字，为曾公临赴天津时，对办理此案所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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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初六日，由保定启行，宿高阳县。初七日，宿任邱县，具折奏报起程日期，并称与崇厚往返函商，拟先将俄国误伤之三人，及英、美两国之讲堂，速为料理，不与法国一并议结，以免歧混。”（卷同上）此段文字，则为曾公赶赴天津途中，为审理此案所拟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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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抵达天津之后其审理办法如何，以及为何招致谤议四起，亦可参考《年谱》中记载。如：“初十日，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公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其函致崇公，则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供词反复狡展，不能定案，公亦令委员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起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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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列传》对此事的全过程曾有记载，与《年谱》的记载详略不同，二者可以互为参考。其记载如下：“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牵涉教堂情事，法国领事丰大业出言不逊，对官施放洋枪，百姓激忿，殴毙丰大业，焚毁教堂。上命国藩赴天津查办，并谕以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国藩奏言：‘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从来未有之事。即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六月，抵津，查询仁慈堂挖眼剖心毫无实据。奏称：‘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乃著名大邦，岂忍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况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又奏诛为首滋事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复谕以‘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威’。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因陈：‘时事虽极艰难，谋划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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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馆曾经要求处死相关府县官员以抵命，崇厚极力支持，但曾公决不同意。可见，曾公虽然在处理此案当中稍显软弱，但亦自有分寸。关于此事，《年谱》中曾有提及。如：“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峻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淑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洋人照会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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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崇厚公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公方在病中，置不答。崇厚乃驰奏法国势将决裂，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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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招致非议，曾公被调任两江总督。此后在江南的政治生活，大致如朱孔彰所言。但朱氏所言，仅限于施政方针，至于施政情形，并未详细叙述。而值得注意的是，《清史列传》中曾提及曾公办理盐务的具体情况，如：“八月调两江总督，……十一月命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为川盐所侵占，偕湖广总督李瀚章定议与川盐分岸行销。奏请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行借销川盐。湖南巡抚刘崑请于永、宝二府试行官运粤盐。国藩复力陈二府引地不便改运。部议皆如所请。”（《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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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办理盐务所取得的成就，《年谱》中亦曾言及：“公自肃清江面以来，首整盐政，刊定章程。各岸设招商局，各省设督销局，于瓜州建总栈，商民称便。八年之中，征收课银，凡二千万两有奇。”（《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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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行的公事，如清理案件，《年谱》中亦有大量记载：“公之在军中也，公牍私函，皆亲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幕友拟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后，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也。”（《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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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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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时期，身体日渐衰弱，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为同治九年右眼失明。关于此事，黎庶昌曾云：“公自入春以来，屡患目光昏蒙，而治公牍，览书史，未尝少息。至是验知右目已失明，于是闭目静坐之时为多。”（《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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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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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患有眼疾，精神上自然受到极大影响。曾公在回复侍郎彭玉麟的信中，曾云：“仆自问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则画虎不成反类犬矣。右目既废，左目亦极昏蒙，精神疲惫尤甚。凡牧民治军诸事，均不能悉心经理，陨越取戾，实在意中。”（《书札》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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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刘蓉的回信中，云：“国藩自调任畿辅，衰弱相寻。去年春间，复觏目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晕之病，请假调理。假期未满，忽有津民之事，力疾前往查讯。其时群议纷纷，约判两端：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显皇之耻，而作义民之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庚午避狄之役，岂可再见？鄙人为言势者所惑，以致办理过柔，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命，视事以来，及期年，诸务丛集，未能悉心经理，殊以为憾。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之典，由扬、淮以达徐州，旋即渡江，南抵苏、沪，水陆各营，均已蒇事，即由吴淞口驾驶轮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阖省营伍，额兵招复者极少，抽兵另练者无多，缓急一无可恃，尚须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贱体于春间曾发疝气，秋间复两脚浮肿，皆已渐愈。惟目光蒙雾，无术挽回，展阅文牍一件，比常人迟至五倍，一抛去则茫如隔世。”（《书札》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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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凡牧民治军诸事，均不能悉心经理”，所谓“展阅文牍一件，比常人迟至五倍，一抛去则茫如隔世”，皆是精神散漫的表现。所以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壬申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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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精神散漫的最重要原因，即是眼疾。曾公曾云：“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余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闲而心乱，盖生平之一无所养甚矣！”（《日记》——庚午四月）即其明证。至于为何患上眼疾，曾公曾如此谈及：“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日记》——辛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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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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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所以曾公此时期的意志，很值得一述。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家书》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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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即曾公此时期在意志方面的表现。至于曾公的志向所在，不外乎立德、立功、立言三项。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家书》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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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上三不朽，即名声能够永存世间，亦即近代所谓的超越时间与空间，而岿然独存。曾公对此三不朽充满向往之情，并决定尽心竭力去实现此三不朽，由此可知曾公的志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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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从平定洪、杨之乱以后，丰功伟绩已昭然于天下。而此时期，不仅剿捻无功，而且在审理天津教案时因态度软弱而招致非议，因此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唯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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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己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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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德行与学问上如此，即使对待文章，亦是如此。如云：“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邪？”（《日记》——己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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