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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四年五月，奉旨剿捻。第二年九月，即奏请朝廷另派钦差大臣接管军务，而自己以散员身份留在军中效力，不负责调度。同治六年正月，曾公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三月抵达南京。第二年七月，曾公奉旨补直隶总督之职。后来因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软弱，导致天津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同治九年十月，被调回两江总督任上。所以，曾公此时期的政治生活，十分值得一讲。而对此叙述较有条理且不失简练的人，仍当推朱孔彰。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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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同治六年），公授武英殿大学士，秋闱补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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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奏：‘直隶最要之政，在练兵饬吏，次则河工。请练万人，使成劲旅，则畿辅不患空虚。民间疾苦，由于积狱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当尽法惩之。永定、滹沱二河为民患，宜大加疏浚。’皆兴办如言，期年百废俱举。无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杀伤教民数十人，天津大扰，公在病假中，奉命查办。以粤捻初平，宜坚保和局，不宜与洋人构衅，于是办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议县抵之说，究赖公力拒之。崇厚惧事决裂，奏公病势甚重，请另简重臣来津。时文忠方督军入陕西，急召命驰赴天津会办。会江督缺出，仍以公调补，而文忠为直隶总督。逾月，事定，公与人书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深自引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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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目病，疏辞两江。诏曰：‘两江，该大臣旧治，其勿辞。第坐镇其间，诸事自能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闻公来，扶老携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经决事。后颇采黄、老术，以清静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谋能断，应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辄识之，从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养士；军所经用，无虑千万，家无改观者。用人持重，其泛爱乐士，天性也。诸将群吏，皆子弟畜之，得类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人才，不可胜数，而李、左相继极用，遂匡国家。以故出入将相，讫二十年，为盟主，海内餍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宁将军以闻，穆宗皇帝震悼，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谥曰文正，入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勋绩宣付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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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初成，公阴有争雄海上之志，设立军械所于安庆，仿造轮船。逾年，成小轮一号，试之江，可用，乃使同知容闳往美利坚采办机器洋铁。时李鸿章亦自购机器，设局上海，用西法制造枪炮。中国机器之兴，岁益增盛，自此始。后公益派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期十五年还，仍以容闳往。——其远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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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学究天人，于书无所不读；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无不效者，故当时咸称圣相。文章奏议尤美，有集百余卷行世。”（《中兴将帅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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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应该能够对曾公此时期的政治生活有一大概了解。同治五年冬，曾公重返江南，于第二年九月上疏，称制造轮船为拯救时局的当务之急。关于此事，《年谱》中没有记载，而可参考《清史列传》。如：“十一月回任。六年六月，授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九月，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从之。”（《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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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担任直隶总督时，最大的政绩即为训练军队和整顿吏治，其次则为治理河道。对此，朱孔彰仅述其大概，而《清史列传》及曾公《年谱》中有详细记载。比如清理诉讼一事，《年谱》在同治八年三月记事当中，云：“直隶臬司张树声调山西臬司，新授臬司史念祖，诏公察看。十六日折奏直隶讼案最多，积压未办，臬司张树声情形较熟，清厘颇有端绪，请暂留本任。并抄呈清讼事宜十条。”（《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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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史列传》亦云：“三月奏直隶刑案积多，与臬司张树声力筹清厘，甫有端绪。张树声见调任山西，请暂留一年，以清积案。谕曰：‘曾国藩到任后，办事认真，于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著如所请，俾收指臂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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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整顿吏治一事，《年谱》中曾有提及：“折奏举劾属员，以饬吏治。”而《清史列传》亦云：“先后二次查明属员优劣，开单具奏，得旨分别嘉勉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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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训练军队一事，《清史列传》叙述最详，如：“时直隶营伍废弛，廷议选练六军，命国藩将前定练军章程，妥筹办理。五月，国藩奏言：‘臣见内外臣工章奏，于直隶不宜屯留客勇一节，言之详矣。惟养勇虽非长策，而东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为此间练勇所当参用者：一曰文法宜简，一曰事权宜专，一曰情意宜洽。又闻各营练军，皆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今当讲求变通之方，自须先杜顶替之弊。臣本拟定一简明章程，重整练军，练足万人，以副朝廷殷勤训饬之意。其未挑入练者，各底营存余之兵，亦须善为料理，未可听其困穷隳坏。拟略仿浙江减兵之法，数年后或将当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数赏发。兵丁之入练军者，所得固优；即留底营者，亦足自赡。营务或有起色，而畿辅练军之议，亦不至屡作屡辍，事同儿戏。请敕原议各衙门复议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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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命国藩筹定简明章程，奏报定议。国藩奏言：‘臣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陈迹不可狃，独见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直隶练军，宜添学扎营之法，每月拔营一次，行二三百里为率。并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复旧观：一于古北口暂添千人，该提督傅振邦统之；一于正定镇暂添千人，该总兵谭胜达统之；一于保定暂添千人，令前琼州镇总兵彭楚汉以南将统之，与中军冷庆所辖千人，姑分两起，俟察验实在得力，而后合并一军。此因论兵将相孚，而拟目前添练之拙计也。至练军规模，臣仍拟有四军为断，二军驻京北，二军驻京南，每军三千人，统将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请旨交各衙门核议，先行试办。俟试行果有头绪，然后奏定简明章程，俾各军一律遵守。’奏入，允之。”（《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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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河道一事，则仅见于《年谱》。大概内容为请求朝廷拨发银两，以便疏浚河道，并亲自出省勘查、验收合龙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疏浚永定河时曾采用挑浚中泓、下口之法。如：“二十二日具折奏试办永定河挑浚中泓、下口二法，核定工程，请停止摊捐。发给现银，使厅汛无所借口，以作兵弁夫役之气。附片请拨长芦运库银两，以济河工之用。”（《年谱》卷十一——同治八年己巳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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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任直隶总督时，大政绩虽有三项，但最重要者，当为清理案件。所以，《年谱》于同治八年末记事中，云：“是岁公壹意清厘狱讼，遇重大之案，则亲自鞫讯。每月数次统计，专折奏结重案及京控发交之件，前后凡五十余疏，不能悉纪。”（《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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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一心一意清理案件，所以政绩卓著。同治九年二月，曾公“奏直隶清理积狱旧案陆续完竣，新案办理就绪，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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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任直隶总督时的日常生活，《年谱》中亦曾言及。如云：“公自到任以后，定以每日分时清厘案牍，接见宾僚，吟览经史诗古文，以为日课；每月以暇时为文一二篇，计成碑铭序记之属凡十余篇。”（《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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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公最感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最受人诋毁的事情，亦莫过于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此案的原委究竟如何？曾公办理此案时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关于此案的详细情况，曾公《年谱》以及《清史列传》，均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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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云：“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拴、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妇死者数十名，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庚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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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为天津教案的起源。至于曾公办理此案时的情形，《年谱》中亦有记载。如：“二十九日，公复陈一折，奏称据天津镇道来禀，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卷同上）此段文字，即为曾公赶赴天津之前，对审理此案所制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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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初四日（六月）公将启行，书遗教一纸，其略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同上）此段文字，为曾公临赴天津时，对办理此案所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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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初六日，由保定启行，宿高阳县。初七日，宿任邱县，具折奏报起程日期，并称与崇厚往返函商，拟先将俄国误伤之三人，及英、美两国之讲堂，速为料理，不与法国一并议结，以免歧混。”（卷同上）此段文字，则为曾公赶赴天津途中，为审理此案所拟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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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抵达天津之后其审理办法如何，以及为何招致谤议四起，亦可参考《年谱》中记载。如：“初十日，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公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其函致崇公，则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供词反复狡展，不能定案，公亦令委员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起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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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列传》对此事的全过程曾有记载，与《年谱》的记载详略不同，二者可以互为参考。其记载如下：“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牵涉教堂情事，法国领事丰大业出言不逊，对官施放洋枪，百姓激忿，殴毙丰大业，焚毁教堂。上命国藩赴天津查办，并谕以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国藩奏言：‘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从来未有之事。即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六月，抵津，查询仁慈堂挖眼剖心毫无实据。奏称：‘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乃著名大邦，岂忍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况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又奏诛为首滋事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复谕以‘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威’。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因陈：‘时事虽极艰难，谋划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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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馆曾经要求处死相关府县官员以抵命，崇厚极力支持，但曾公决不同意。可见，曾公虽然在处理此案当中稍显软弱，但亦自有分寸。关于此事，《年谱》中曾有提及。如：“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峻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淑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洋人照会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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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崇厚公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公方在病中，置不答。崇厚乃驰奏法国势将决裂，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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