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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招致非议，曾公被调任两江总督。此后在江南的政治生活，大致如朱孔彰所言。但朱氏所言，仅限于施政方针，至于施政情形，并未详细叙述。而值得注意的是，《清史列传》中曾提及曾公办理盐务的具体情况，如：“八月调两江总督，……十一月命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为川盐所侵占，偕湖广总督李瀚章定议与川盐分岸行销。奏请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行借销川盐。湖南巡抚刘崑请于永、宝二府试行官运粤盐。国藩复力陈二府引地不便改运。部议皆如所请。”（《清史列传》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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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办理盐务所取得的成就，《年谱》中亦曾言及：“公自肃清江面以来，首整盐政，刊定章程。各岸设招商局，各省设督销局，于瓜州建总栈，商民称便。八年之中，征收课银，凡二千万两有奇。”（《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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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行的公事，如清理案件，《年谱》中亦有大量记载：“公之在军中也，公牍私函，皆亲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幕友拟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后，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也。”（《年谱》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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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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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此时期，身体日渐衰弱，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为同治九年右眼失明。关于此事，黎庶昌曾云：“公自入春以来，屡患目光昏蒙，而治公牍，览书史，未尝少息。至是验知右目已失明，于是闭目静坐之时为多。”（《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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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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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患有眼疾，精神上自然受到极大影响。曾公在回复侍郎彭玉麟的信中，曾云：“仆自问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则画虎不成反类犬矣。右目既废，左目亦极昏蒙，精神疲惫尤甚。凡牧民治军诸事，均不能悉心经理，陨越取戾，实在意中。”（《书札》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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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刘蓉的回信中，云：“国藩自调任畿辅，衰弱相寻。去年春间，复觏目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晕之病，请假调理。假期未满，忽有津民之事，力疾前往查讯。其时群议纷纷，约判两端：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显皇之耻，而作义民之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庚午避狄之役，岂可再见？鄙人为言势者所惑，以致办理过柔，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命，视事以来，及期年，诸务丛集，未能悉心经理，殊以为憾。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之典，由扬、淮以达徐州，旋即渡江，南抵苏、沪，水陆各营，均已蒇事，即由吴淞口驾驶轮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阖省营伍，额兵招复者极少，抽兵另练者无多，缓急一无可恃，尚须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贱体于春间曾发疝气，秋间复两脚浮肿，皆已渐愈。惟目光蒙雾，无术挽回，展阅文牍一件，比常人迟至五倍，一抛去则茫如隔世。”（《书札》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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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凡牧民治军诸事，均不能悉心经理”，所谓“展阅文牍一件，比常人迟至五倍，一抛去则茫如隔世”，皆是精神散漫的表现。所以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壬申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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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公精神散漫的最重要原因，即是眼疾。曾公曾云：“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余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闲而心乱，盖生平之一无所养甚矣！”（《日记》——庚午四月）即其明证。至于为何患上眼疾，曾公曾如此谈及：“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日记》——辛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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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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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所以曾公此时期的意志，很值得一述。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家书》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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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即曾公此时期在意志方面的表现。至于曾公的志向所在，不外乎立德、立功、立言三项。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家书》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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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上三不朽，即名声能够永存世间，亦即近代所谓的超越时间与空间，而岿然独存。曾公对此三不朽充满向往之情，并决定尽心竭力去实现此三不朽，由此可知曾公的志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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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从平定洪、杨之乱以后，丰功伟绩已昭然于天下。而此时期，不仅剿捻无功，而且在审理天津教案时因态度软弱而招致非议，因此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唯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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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己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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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德行与学问上如此，即使对待文章，亦是如此。如云：“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邪？”（《日记》——己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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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余此生学问文章，一无所成，愧悔无已！”（《日记》——庚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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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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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欲立德，又欲立言，然而因为政务缠身，二者并不容易实现。“老冉冉其将至兮，惧修名之不立。”此句足以作为曾公当时的真实写照。所以，曾公在晚年时期，心情十分抑郁。曾公曾云：“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贤否强弱，不胜萦扰。用是忧惭局蹐，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一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日记》——辛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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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日记》——辛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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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心绪郁闷”，固然是由于自认为“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但境遇不佳，亦是重要原因。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五日，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兄精神衰惫，加以目病，每日治事甚少，任内应尽之职，不克一一办妥。而昔年所办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用是寸心焦灼，了无乐趣。”（《家书》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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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初十日，曾公又致信于其弟，云：“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小事件，都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官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但求不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家书》卷十）曾公此时的郁闷，来自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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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回复刘蓉的信中，云：“内人三四月内，病极沉重，迩来已就痊可。而目既失明，足复难动，亦生理之至艰。大儿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殇去。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复失之，殊难为怀。”（《书札》卷三十三）曾公此时的郁闷，则源于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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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此时期心情郁闷的原因，依旧是自己所谓的“名心太切，俗见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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