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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丈人峰，不过三石略具人形。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不过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两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峰而南，至卧马峰、傲来峰一带；东大支，由东神霄峰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岭一带；中一小支，自东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马蹄峪、水帘洞、白杨洞一带。东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长，惟西支自傲来峰以西，绵亘三四十里，重峦巨障，惜不及遍游也！水亦分两支，发源于南天门，目下干涸，至对松山始见流水。下经傲来峰，出郡城之西门外，名曰黄西河，又名渿河。东支发源于二虎山，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溪，亦曰环水。余粗识脉络如此，余不及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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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昨夕阴云凝雨，计五鼓断不能观览日出，遂高卧不起。而幕友黎纯斋及薛叔耘、王鼎丞、叶亭甥等四人，登玉皇殿东轩，五更严风凝雨过后，竟得一睹日出之胜。乃知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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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过水帘洞、万仙楼，均小停登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即入郡城。下山行走极速。盖登岱者，别有一种山轿，长六尺许，两杠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桥然。舁夫以皮韦承肩；上下石磴，轿皆横行，舁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则皮韦正围在项后，横行则皮韦斜曳在肩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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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登岱所心赏者，在庙则颁镇圭，为李斯碑，为汉柏唐槐，为龙爪柏，为扶桑石；在山则为玉皇顶、无字碑，为纪泰铭，为南天门，为御帐坪。外此虽有胜迹，非所钦已。”（《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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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曾公曾与僚友同游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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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八日，梅小岩、孙琴西请游后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门城楼小坐。同游者为薛慰农山长、桂芗亭观察。旋出城登舟，行七里许登岸，至老洲湖神庙一看，小坐半时许。午初二刻，返棹。清风徐来，一散炎融之气；荷香扑鼻，不以盛暑为苦。回至太平门，升舆进城，至妙相庵。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荷喧，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庙中游览。出庙陆行二里许，至通心桥登舟；行八九里许，至大中桥小泊，点灯。余船张灯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张五六十灯，及十余灯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灯船，约三四十号，灯最多者，与余船同。喜复略见太平景象矣！”（《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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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时期的行踪，基本不出苏、鲁、皖、豫、直各省。另外，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曾公对直隶省的山川水利，曾做过十分细致的勘查工作。《年谱》中云：“十二月初四日行抵直隶境。公在途次，每日按舆图稽察山水原委，尤详考畿辅水利，随时延访官绅贤否，证以舆论而密记之。”（《年谱》卷十一——同治七年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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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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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游览山水时，亦常用诗文来记述当时所见所感。比如，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公登金山，观苏文忠公玉带，为诗纪之”（《年谱》卷十一），此诗现存曾公的《诗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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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公此时期的诗作，数量极少，现存总共不到十首，且大多为应酬赠答之作。至于其中原因，曾公亦曾提及，如：“昔年每作一诗，辄不能睡，后遂阁笔不复为诗。今试一为之，又不成寐，岂果体弱不耐苦吟耶？抑机轴太生，成之艰辛耶？”（《日记》——甲子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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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时期，虽然诗歌创作极少，但文章创作颇多。统观曾公《文集》，属于此时期的作品，共有三十余篇，占全《文集》总篇数的四分之一有余。不仅文章数量可观，而且就创作水准而言，亦值得称道，当中包括很多重要作品。如《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湘乡昭忠祠记》《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等被王先谦评为“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的文章，皆创作于此时期。其他如《罗忠节公神道碑铭》《苗君先麓墓志铭》《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勇毅公神道碑铭》《唐确慎公墓志铭》，以及《大界墓表》《台州墓表》《湖南文征序》《江宁府学记》等不仅被旧时文人所津津乐道，而且至今依旧可用于研究曾公思想及当时情况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此时。总而言之，曾公此时期的古文创作成果，足以令其本人引以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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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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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时期的经济生活，曾公亦曾述及。如云：“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牍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又云：“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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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公此时期的经济状况，虽然不似此前左支右绌的困窘，但亦不敢任意挥霍。其中尤为可贵的一点，是曾公自带兵以来，决不私吞军饷一丝一毫。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廉洁奉公，正是俭可养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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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崇尚节俭，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关于此，其小女儿曾纪芬所作《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有详细记载，现摘录二三段，如下：“忆入金陵督署时，尚未终靖毅公丧，所着为蓝呢夹袄及长嫂贺夫人所遗黄绸袴，缀青花边。文正见而斥以为侈，乃亟取三姊之绿袴易之。此袴亦贺夫人遗物，盖嫂以遗姑，姑又互相袭用也。”（同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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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竹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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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手谕嫁女奁赀，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同治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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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以上文字，我们对曾公节俭的生活作风，应当已能有大概了解。此外，杨公达所编纂的《曾国藩轶事》中，亦有关于曾公节衣缩食之事的记述，且语言风趣，令人莞尔，所以特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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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当三十初度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一着之。其衣藏之三十年，犹如新也。公尝戏谓人曰：‘古谚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君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倩者乎？’闻者传为笑谈云。”此为曾公“节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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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因呼之为‘一品宰相’云。”此为曾公“缩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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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位至将相，却为何能够如此恪守节俭的生活作风？难道是缘于出身贫寒之家，饱尝生活艰辛，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曾国藩轶事》中有一则“治家勤俭之美谈”，对此曾有提及。如：“公治家一以勤俭为主，尝手书一联，悬之厅上，其文曰：‘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其教子弟也，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必读之书。大抵治家勤俭之法，无一非取法乎《朱子格言》也。”由此可见，曾公崇尚节俭，自有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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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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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生活克勤克俭，多半得益于读书求知，此方面从其晚年时期的自我教育中可有所了解。曾公在《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辛未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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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记载：“二十三日，公病肝风动，右足麻木，良久乃复。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年谱》卷十二——同治十一年壬申，曾公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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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治学，愈老愈勤奋，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类，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少壮不学，老年始为此蹇浅之举，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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