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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品格方面而言，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曾公崇尚忠诚，所作《湘乡昭忠祠记》中将此表露无遗。另外，薛福成所作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更能展现出曾公忠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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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写道：“……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遂欲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庸庵笔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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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又写道：“……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勒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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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曾公在为人处世上，一贯秉持忠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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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崇尚忠诚，但有时亦能见机行事，并非古板之人。《水窗春呓》中记载有曾公的一则轶事：“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乃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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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态度方面而言，一般十分严肃，但在严肃之中，亦时时蕴含幽默。最好的例证，即是《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对曾公日常生活的讲述。比如：“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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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谦虚宽容，如勤奋有恒，亦是曾公所具备的良好个性。胡哲敷云：“大抵‘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尝说：‘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曰：‘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即此数语，可见得曾公气度之一般了。”（见《曾国藩治学方法》）胡氏所言，亦是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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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大致如上文所述，至于其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如何，其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又如何，似乎均有探讨的价值。下面就来依次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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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个性的形成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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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从对其家世与生平的讲述中，我们已有大概了解。在前面关于曾公家世的一章中，我们得知，曾公智力的鲁钝，意志的坚强，基本是受家庭遗传因素的影响。针对曾公的才智方面，梁启超先生如此说道：“……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而曾公的才识之所以日益高明，正是因为在志向明确的基础上，博览群书，而且能够持之以恒，自强不息。曾公曾云：“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乃丹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纪泽）即是说，人的气质可以改善，改善的方法在于读书，而读书又必须先立志。曾公既有明确的志向，又热爱读书，其气质能够发生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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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气质的变化，固然是缘于明确的志向，但亦受师友的熏陶。以其才智而言，曾公自评为“少时天分不甚低”，但是“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所以学问无很大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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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翰林院之后，时常师从唐鉴、倭仁等治学，探究义理时不遗余力，于是不仅学识方面大有进步，而且德行方面日益稳重严谨。所以说，仁爱、忠诚、严肃等诸多美德，基本皆在当时打下基础。而其“明”“强”程度，亦远远超越往日。后来，因为担任军事、政治要职，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怀迁就纵容之心，所以稍显冷酷无情，但终究不影响其仁爱本性。至于能够见机行事，稍显圆滑，但亦不损害其忠诚之心。其他如有张有弛，幽默风趣，亦丝毫不破坏其严肃品性。既然基本个性已经固定，则对待具体情况时，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采用不同处理方法，以适应复杂的环境。仅就曾公的个性而言，其治理军队事务前后，确实有稍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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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就其发展变化而言，亦与年龄有关。早年时期，举止活泼，态度乐观，但难免轻浮，所以与多血质相近。进京之后，推崇宋代理学，一言一行均有规矩，虽情感无甚波动，但思想异常丰富，所以与神经质（即忧郁质）相近。统率军队以后，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失败，但自始至终能保持其“屡败屡战”的精神，所以与胆汁质相近。等到晚年时期，饱经忧患，洞悉世事，一举一动必权衡利害，顾虑周全，虽然因为过于慎重而遭人非议，但亦在所不惜，所以与粘液质相近。普遍认为：才子的气质属于多血质；学者的气质属于忧郁质；豪杰的气质属于胆汁质。以曾公的生平为例，似乎确实如此。曾公早年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是风度翩翩的才子；之后钻研义理，讲究躬行实践，一言一行小心谨慎，自然又成为严肃庄重的学者。等到后来领军作战，所向披靡，大敌当前，义无反顾，此不正是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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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曾公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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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的关系，一直被很多人所讨论，即使曾公本人，亦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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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杨之乱逐渐平定时，曾公曾思考其成功的原因，认为正是缘于朴拙与忠诚。比如曾公云：“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文集》卷四——《湘乡昭忠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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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在《曾文正公奏疏》的序言中，认为战乱的平定，得益于曾公的宏毅。薛氏云：“方道光、咸丰之际，海内承平久，中外臣僚狃于无事，拘守文法，委蛇骫骳。流风相师，一旦狂寇睨隙思逞，莫之能制。居高位，临事而颠仆者，肩相望也。公适以卿贰奉讳家居，受命而出，号召乡兵，刬除成格，自创营制，引孤军搏贼。当是时，贼势如溃堤之河，如燎原之火，举世方束手相向，而公奋然踔起里闬，搘持其间。从贼朋疑，惎挠笑侮，孑立寡助，进退交困。公前后持一节，不少挫，含询忍尤，屡跲屡骞，从容规恢，大耆厥武，自一时将相文武名贤，以逮一艺一能，罔不陶铸拔擢，棋布宙合，以熙中兴巍巍之业。昔曾子论士之任重道远，必取宏毅。若公之积一成以扶世变，所就至重且远，可谓宏毅之极者耶？”（《庸庵文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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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言中，则认为曾公的德行、事业及学问，之所以彪炳于世，正是得益于其强毅与谦谨。龙氏云：“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见《曾文正公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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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所谓的强毅谦谨，与薛氏所谓的宏毅，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意思大体相近。只是薛氏仅就事业而言，而龙氏则对德行、学问、事业均有论述。曾公之所以强毅谦谨，不仅是由于秉性倔强，不甘于消沉颓废，亦是由于自知天资驽钝，不敢夜郎自大。曾公自称其事业的成功缘于拙诚，固然是带有目的性的论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揭示出其事业成功与自身个性的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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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才智笨拙之人，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即是自暴自弃，毫无可取之处；若不甘于驽钝，而发愤图强，以期达到往圣先贤的高超境界，则“我欲仁，斯仁至矣”，最终怎能不会成功？曾公将立志比作改变自身气质的灵丹妙药，而梁启超先生则称曾公“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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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云：“曾公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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